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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编者的话:法国媒体有自身的传统。和英美媒体注重客观中立不同,法国媒体极具思辨性,报道和评论常常一起出现,夹叙夹议。《世界报》是其中的代表,它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世界报》做出了哪些改变,又保留了什么?

我们探访了《世界报》,和其中两位记者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请教了曾在法国生活多年的学者刘昶,他说,法国媒体的变化是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中国式的剧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媒体的变化必然很小。严肃的媒体依然十分重要。

这是当代法国专题的第四篇文章。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采访 | 刘子珩 杨语

文 | 刘子珩

1

出了巴黎的市中心,古典式样的建筑越来越少,街边的大楼变得现代化,一个一个方盒子,有点像北京的街景。《世界报》(Le Monde)在13区,一栋十多层的建筑,外面是玻璃幕墙。侧门的门口有一个升降机,很像进出货物的地方。纳比勒(Nabil Wakim)就从那里带我们进去。他说,2015年《查理周刊》遇到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建议所有的媒体都关闭正门,从此《世界报》使用侧门进出,再没打开正门。

纳比勒是《世界报》的记者,头发打卷,有一脸浓密的胡子。我们和纳比勒是第一次见面,因为之前见过他的照片,所以凭借这个胡子,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已经在《世界报》工作了15年,最初是时政记者,后来成了数字版的主编,又做了新媒体创新部的负责人。2017年,他主动辞去管理工作,回到了记者岗位。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去新闻现场。

我们从侧门进入大楼,转了个弯,来到一层大厅。墙上醒目的位置,挂着《世界报》的头版,1985年9月18日,没有任何照片和彩色。这张报纸的严肃性由此可见。从1944年创刊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报》拒绝一切图片,整份报纸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1983年改版,头版首次刊登了漫画,但依然固执地排斥照片。“911”的时候,全世界的报纸都是双子塔着火的照片,《世界报》也仅仅在头版放了一张漫画。直到2005年,他们才接受了大幅照片。

《世界报》是法国发行量第二的全国性日报(第一是《费加罗报》),也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总发行量大约30万份。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昶看来,世界媒体的版图上,它的质量与《纽约时报》是一个水准。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世界报》大楼。摄影:暖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世界报》侧门。摄影:暖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大厅的墙上,还有其他放大的报纸杂志封面,涵盖时政、文化、时尚等。纳比勒说,《世界报》如今是一个报业集团,我们看到的楼和出版物,都属于《世界报》。摄影:暖

今天,在以休假时间多而著称的法国,《世界报》依然保持高强度的工作。法国部、经济部、国际部等重要部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都要开选题会。中午是报社中高层的会议。下午新媒体部门也要开会。很多法国人下班之后就不谈工作了,但《世界报》不会,大家通过社交软件,不停地聊新闻。我们来到《世界报》的前一天,斯特拉斯堡发生枪击案,有两名记者马上赶往了现场。

我们穿过办公区。开阔的空间里都是工位。很少见到有人闲聊,大多数人都面对电脑,眉头紧锁。桌面很杂乱,到处是文件、报刊和书籍。整个楼层里,印刷品层层叠叠像潮水一样,有的竟把电脑都淹没了。似乎没有一面墙是干净的,都贴了报纸清样和图片。

纳比勒带我们进了一间会议室。窗外的视野很好,可以看见远处教堂尖尖的钟塔。他靠在椅子上,身体很放松,脸上却不苟言笑。任何问题纳比勒都不避讳,就如他所信仰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报道的。

纳比勒2003年从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了巴黎第四大学信息与交流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学习新闻(注:法国本科不设新闻专业),一年后来到《世界报》实习,最终留了下来。他说,他很享受做一名记者。他喜欢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位大胡子记者曾拆穿过总统的谎言。2009年,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旧照,画面中他正在凿一堵墙。萨科齐说,他在1989年11月9日清晨到达西柏林,越过检查站,进入东德,成为首批参与拆除柏林墙的人士之一,“那一夜,激情在延续,两德人民的统一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是,纳比勒经过多方确认,发现总统在说谎。照片是真的,但时间对不上——总统并没有见证历史,而是伪造历史,给自己增加了光环。纳比勒发出新闻之后,举国哗然。不少人给萨科齐留言,一名网民嘲笑他:“总统先生,拿破仑加冕时您在现场,这是真的么?”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世界报》办公区域。摄影:暖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世界报》办公室内。摄影:刘子珩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世界报》办公室内。摄影:刘子珩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世界报》办公室内。摄影:刘子珩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纳比勒。摄影:肖海生

2

在法国报纸的政治光谱中,《世界报》属于中间偏左,读者多为知识分子。这份报纸和法国的大部分媒体一样,都创办于“二战”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攻占巴黎之后,当时法国的报刊要么投降,要么听命傀儡政权。1944年,巴黎解放,临时政府规定,凡在敌占区出版15天以上的报纸永远不准再出版,这造成原先的报纸几乎全部关闭。同时,新政府又急需一份备受尊重的报纸,重建法国的形象,于是,法国著名的抵抗运动记者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ery)在戴高乐的帮助下,联络30多名年轻记者创办了《世界报》。

战后,法国政府对媒体长期实行二元管理,即允许私人办报,鼓励多种声音和报业竞争,但广播电视却为国家垄断,直到1980年代才允许私人经营。这造成了两个局面,法国的电视台只有几个频道,但报刊出版却迅速发展。

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也有人批评,法国的媒体娱乐化倾向很严重。一篇中文论文中曾引用这样的话形容法国媒体,“法国只有一份报纸闻名于世:《队报》。法国只有一种新闻让全球关心:时装表演。”这话原本是在讽刺法国媒体的,但即便从体育和时尚媒体的范畴说,它们也做到了影响世界的成就。

《队报》作为知名的体育报纸,发起创办了欧洲冠军杯和金球奖。如今,欧冠成了足球界水平最高的赛事,金球奖则是每年最有含金量的球员评奖。

时尚媒体以女性杂志《ELLE》为例,《奢华编年史》中写道,“(创始人拉扎雷夫)深受二战、接踵而来的战后政治风气、左翼政治哲学和法国早期女权运动的影响,将刊物风格和出版内容紧密结合,这很大程度上为法国女性争取女性权益推波助澜,尤其显著的是在就业权和生育权方面。”它是最早报道女性避孕、堕胎权等敏感话题的媒体,并通过多国的版本影响当地女性的生活。比如印度版《ELLE》,是印度国内唯一积极参与女性权益讨论的时尚杂志。

刘昶来到中国传媒大学之前,曾旅法二十余年,并在法国媒体任过职。他说,法国的媒体与英美有很大不同。英美新闻报道注重事件的讲述和客观性原则,但在法国,媒体极具思辨性,报道和评论常常一起出现,夹叙夹议。他将此归因为法国历史上思想传统的继承。从这一角度,《队报》与《ELLE》这些娱乐化的媒体能如此思想超前,也就不奇怪了。

《世界报》更显特殊。刘昶说,《世界报》之所以能在战后几十年时间成为一张国际影响巨力的报纸,很大原因在于其评论表现出的“思想的力量,都比别人早一步”。

社论最能代表《世界报》的思想风格。“911事件”之后,《世界报》在头版发出社论,“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一观点迅速被全球认同,并影响日后灾难报道形成了类似的文风。但两年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世界报》社论又旗帜鲜明地直言,“美国人,我们和你们不一样”。中国人可能对2001年7月12日的社论会有印象。一天后,国际奥委会将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巴黎是北京的直接竞争对手,但《世界报》的社论却说“请把票投给北京”。它认为要超出体育层面看这件事,支持北京,就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世界报》非常看中编辑部的独立,认为做严肃报道,只有独立才能保证品质。《世界报的风格》一书中这样写道,“它不为任何权力服务——无论是私人权力还是公共权力,它力求成为一份独立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报纸。”

为了其保证这份独立,《世界报》在创立之初便有别于其他媒体,不依附政府和财团,自负盈亏。创刊7年后,创始人伯夫—梅里决定向编辑部转让28%的股权。此后,编辑和记者成了这张报纸的股东,所有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都要经过编辑部的表决同意。再后来,非采编员工也能获得股份。一份数据显示,员工占股最高峰时,达到了49%。《世界报》就像是媒体中的乌托邦。

3

对纳比勒采访的中途,一个中年男人端了一只茶杯,走进会议室。他穿着黑色的毛衣,头发浓密,嘴角带笑。打过招呼后,他突然说了句中文:“我没有名片。”

他名叫卜光(François Bougon),最初是法新社的记者。在法新社做了几年之后,卜光迎来了两个驻外的机会,一是去乌拉圭,二是去中国。那是2005年,可预见的三年后,北京将举办奥运会。他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后者。他说,这是观察中国极佳的机会。

卜光在1973年便对中国有了兴趣。那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成为首位访问北京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当时的中国没有今天这么开放,对法国人而言是神秘的东方国度。因为这种兴趣,1985年卜光考入巴黎第七大学学习中文。本科后,他去法国新闻记者培训中心继续进修,接着到了法新社(AFP)。

法新社是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新闻通讯社。它在全球有超过110个办事处,覆盖165个国家。卜光去的办事处是北京,北京分社的上级管理部门是位于香港的法新社亚太地区中心。在法新社的体系中,地区中心握有大权。业务上,北京分社负责采写稿件,发往香港编辑部后,由其负责签发。行政上,北京分社的一切财务和人事也均由香港定夺。

这不是卜光第一次来北京。1987年,他还在上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带着20多名学生一起到过北京。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还不到十年,国家仍处于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很多地方外国人不能去。2001年他去东京看望亲人,再一次经过北京,中国已经大变样。第三次到中国的时候,他去了很多中国的其他地区。

在安徽肥西,他了解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在湖南一个村子。他看到了当地依然伫立一尊主席像,但一个学生告诉他,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港台明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一块儿来了。纳比勒说,中国是新闻富矿,这一点法国比不上。

但是在两国做新闻,必然有差异。对于卜光来说,在中国做新闻,最难的地方在于与采访对象建立信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的报道,把他当做是敌人。他学习中国的话语体系,有时间必看《新闻联播》。此外,他会通过《新京报》和《南方周末》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2012年,卜光回到法国后,也来到了《世界报》。

正午 | 法国《世界报》:网络时代如何生存?卜光。背景是1985年9月18日的头版。摄影:刘子珩

4

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媒体一片哀鸿遍野,曾经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报纸关门了,广播电视台的员工拉着横幅在门口讨薪。严肃媒体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不久前,微信平台上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被点名指出抄袭一家严肃媒体。但很多人评论说,要怪就怪媒体太严肃了,为什么不检讨下自己呢?

在法国,严肃媒体同样面临问题。《世界报》虽然无比在乎独立,但因资金链断裂,它曾遭遇过两次重大危机。

《新闻战线》曾记录到,1985年,因为法国经济连年不佳,《世界报》的发行量从70年代的超60万份,减少到不足38万份。不仅如此,广告收入也直线下降。此前三年,它已经亏损约920万美元,不得已向银行借贷,报社变成负资产。按照法国的法律,《世界报》本该在当年6月破产,只是经过多方干涉才得以继续生存。当年,新任社长对《世界报》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便是首次向外部增发股份。为了避免编辑权落入他人之手,它明确规定,股民要无意干涉报纸的编辑业务。《世界报》就此度过难关。

2010年,因为金融海啸的冲击,《世界报》再次来到破产边缘,它只能又一次寻求外部资本。《国际金融报》报道,3个企业大亨对《世界报》进行了联合竞购,收购金额大约是1.1亿欧元,其中6000万欧元用作还债。当时一位《世界报》内部高级工作人员说,收购成功后几个小时,企业家们给《世界报》打了1000万欧元,确保本周能给采编人员发出薪水。

向资本妥协的细节我无从得知。但纳比勒告诉我,目前《世界报》尚未被资方影响到编辑业务。他曾经有一篇稿件涉及到资方的负面消息,但并未被干涉。

卜光的老东家法新社经营能力同样不怎么突出。在世界三大新闻社中,它盈利能力最弱,甚至长期亏损。据新华社介绍,国家补贴占法新社运营成本的40-50%,自2014年以来,稳定在每年1.2亿欧元水平。因为国际采编成本巨大,法新社最大的开销都花在了员工工资上。即便如此,为了保证新闻独立,法新社并没有完全国有化,而是设立了自己的董事局。

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世界报》和法新社都进行了改变。

严肃至呆板的《世界报》,在2005年决定改版前,曾与数百读者召开座谈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使用彩色图片,放大字体,减少文章数量,把更多版面给图片,增加“生活”的内容。法新社的编辑部要求稿件标题更短,少用复句,多拥有冲击力的图片。但有些法语单词本身就很长,还不得不用,这非常困扰他们。

纳比勒说,法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社交网络上获取信息,为了在这部分人群里保持影响力,《世界报》也活跃在社交网络。它让大家知道,虽然你们买的不是报纸,但是只要跟随《世界报》,你的信息来源依旧可靠。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正是依靠《世界报》的Twitter直播,才找到了黄马甲游行的中心。现在有16万人向《世界报》电子版付费,这快赶上了其发行量的一半。

法新社增加了视频业务,并在2015年推出了电视直播(AFPTV Live),这被它的社长看作是战略重点。现在,法新社视频业务的收入比重在不断增加。

尽管有这些变革,但是在刘昶看来,法国媒体的变化是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中国式的剧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媒体的变化必然很小。严肃的媒体对于那个国家依然十分重要,他说,“法国虽然国力没以前强了,但是在国际上还能长袖善舞,靠的一个是外交,一个就是媒体。”

5

我们来到巴黎的时候,正是黄马甲运动的高峰,法国的民众抗议社会不公,要求总统下台。纳比勒说,今天法国社会的一切早有预兆。在他入行的2004年,法国总统是连任的希拉克,一个右翼政治家。希拉克在任期内,一直试图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期望进行经济改革。但畏手畏脚的他并不具备改革的魄力,反而造成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突显,引发骚乱。希拉克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更加严峻了。

不过,失业率的增加导致就业岗位稀缺,因此报社招新并不困难。法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每月1500欧元,《世界报》的记者月薪在2500-5000欧元之间,这在纸媒中是一个偏高的水平。电视台会更高一些,大约是纸媒的两倍。黄马甲游行的时候,一些示威者将电视台的记者看作是他们的对立面,属于富裕群体。

纳比勒每个月收入大约在3500-4000欧元,没有经济压力,没有采访风险,手上没有发不出来的文章,资方不会施压编辑部。我很羡慕他,问他的压力是什么。他说,仅仅是对新闻本身真实性的确认。就这么简单。

—— 完 ——

题图为《世界报》办公室内窗户上的漫画。摄影:暖。

鸣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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