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快报
当前位置:时讯快报 > 腾讯大家 > 正文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

又去了一次故宫,如今最爱看的是墙。油漆质地、历史包浆,让人想舔,摸,看,读,不说话,但意淫淫于空无――从长安街漫长的篱笆、周正的人流,到这墙上瘢痕,刷子、滚筒、兵马俑胡子和发髻似的墙纹,雨水也被红油漆包起来,漆工投影嶙峋,修文物的教授莅临面壁,是纪念碑底座浮雕风格;若无视宫斗,鬼影有大历史感;论玩耍路径,以午门矮化的临刑姿势入戏,南书房萌化着革命身影,万物一时如繁花,我告诉自己,我在享乐。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

现在人们激动会舔屏,年前饿了会馋舌尖上的中国,我也越来越想用五感去感触生活,去更硬核地玩耍,平常劳动,不戴手套搬运尖刺的木头,近视眼镜之外,不戴专业护目镜搞野外作业,也真的舔过车前盖上的槐蜜,甜的。

在故宫,我像野兽,感到个人感官的春天来了,从小却不这样,从小看风景如嚼蜡,儿童是受不了废话的人,要求生活时刻有内容,儿童拒绝发呆时光,受不了自然美学或留白,从小旅游,爱的是探墓,不爱风景区,山水审美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那时离文艺心最远,也最觉生活无聊。

美剧《西部世界》里霍普金斯说:“人们认为无趣者才会感到无聊,可我觉得只有无趣者才不会感到无聊。”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就在两个命题的诡辩之间轮换。故事里,来过西部世界无数遍的好基友,给一个新来的朋友导游,让他不要上各种当,要避开套路,去寻真刺激。如今我却感觉,我既像这基友,又像这初来乍到者。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西部世界》的海报

在故宫,除了墙之外,我爱在甬道徒步,幽闭又荒野,这些年我也爱上了徒步,安大略八百公里的布鲁斯小径一段一段在走,一头是蚊子,一头是响尾蛇,从大自然读取的也是枯燥,爱的是枯燥,却又仿佛是真有文艺心了,也不知自己生活的乐趣是在进化还是退化,它一定在某种过程中。

也许仍是记者的惯性作怪。当记者的后半段岁月我是在克服审美疲劳,各地日新月异,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勉强审美多年,渐无绝对的美,只剩无语,无语得大脑空白,打死我我也点不出一个赞。面对人工大自然,有什么可说,面对各县恶俗趣味,更有什么可说。

有一次我重走新三峡,起点在宜昌夷陵大道,那个时刻,自这审美疲劳,我又生出另一种“社会印象分水岭”的感觉。好像是少年宫附近的街,在路边观棋。咦 ,微雨的路灯下也有人下棋,是一个路人停下步来,应一个快擂,噼里啪啦眼花缭乱下上十余手,以为来了奇人,围观起来,便似出现《棋王》里的场面,然而,却突然停住,再也下不快了,便也似到了普通人智力的极限了,哪怕一个超级英雄也是普通人,仿佛侠之大者,也到达了行侠的局限,再无热闹可看,再看热闹就是吃瓜看糗。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

后来我采访连问都不爱问了。不开口大概就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或口径趋同,或如除夕,闭眼就能想见: 十二点一过哪怕余笑还绕嘴绕梁,必是足茧荒山转愁急的感觉。

哪怕你从小是极抒情的人,从小对“无内容的美”(或说空灵)极为敏锐,在你人生的中途,恐怕迟早也会经历一个感觉衰变――通常说厌倦、厌世,是因不再能享受生活的虚无之美,空不再是色,辩证法停了下来,我们开始仅仅感到,生活是一种纯丑陋,尽管我们仍会嘴硬地说:生活是复杂的。这时,如果是我,会祭出斯宾诺沙那句话:“看透生活,并继续热爱它。”

这话开启我对丑恶或至少是庸常的审美之路,像重生,也像重生如大象席地而坐、重生如乞丐席地而坐,重生也只扑通一下蹲那。生活的真相是偏向丑一边的,从某个看透生活的阶段起,我们所谓“寻找美”,是在救赎庸常,让它不至于太难看,让庸常有救赎感,就平地有了宗教感,就像电影《四个春天》,正因为它对庸常之美的局限是清醒的,它不去矫情,但是近年看过色调最恰如其分的现实主义电影。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四个春天》的电影海报

面对生活,像《圣经》里的“神”一味不作为地退让,退至无可作为地“强大”,这恐怕是我们说的历尽沧桑,不仅在已知的恶面前,退让至无知而强大地活着,更会在未知的恶面前,退让至自以为全知的境界,却构成了我们如今的处乱不惊。我们变得更宽容。很难说我们之前更明智,但肯定,我们在屈服之后,我们见到的恶的种类也更多了。

正是,正是,我有点恍然于生命的成长――不同生命阶段的聋哑、感官失灵,最后要达到看透生活,伴随的真是斯宾诺莎那句话:“看透生活,并继续热爱它。”生活应如腾格尔唱歌,渐弱其实渐强。既是感官渐弱的过程,又是感官恢复的过程。

当然所谓“看透”,有时只是假看透。譬如“最美女嫌犯自首”,“高颜值网逃被群众认出抓获”这类标题如能成立,说明你懒得严肃关心、深究,甚至并不真理解的事,你竟还要求它能娱乐你;但反过来说,仿佛为迫使自己关心世界,在自己不鸟的事上生造自己能鸟的快感,和找块墙皮自己解决一样,这难道就是低俗者自我启蒙的方法?

这种假看透,是对我们看不透的事,附加一个我们能懂的话题,投射的是我们自己那点认知,反射回来也是我们那点认知,这就是为何八卦喜闻乐见的部分是“熟悉感”。咪蒙则是在这个赘生物上再造一个投其所好的食腐的赘生物,仿佛你的快乐我了若指掌,你的痛苦是我囊中之物,你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认识,我就对你认识的深度投其所好,但我不会奋力去进一步揭示问题,却反而是一直在依赖读者,利用读者的痛点挣钱,这是这类媒体的通病,聪明过度却不去担当。更糟的是社会话题里的伪命题,比如“刘佩奇和佩奇”,甚至构不成命题,这就像和Siri等人工智能交谈,本质上还是无聊谈资、自我敷衍、杀时间。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

康德说启蒙就是“敢于去理解”,敢于去理解,包含着冒犯的勇气,和这种自我取悦的蹭不一样,也和“给什么分析什么”不同。“给什么分析什么”,意味在你分析之前,你已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对这种理工思维无偏见,但它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一个坏东西的无害,解释一个坏东西如何吃不死人。

多年前我还观察: 地方文化对中心文化传来的“新事物”、“新观念”也是无条件地接受,再搞点挠痒的酷评,当时我觉得这现象是地域性的、外省的,后来我发现是时代性的,近年则发现以前的地域性,现在按粉丝群分布(如果明星也算一种中心文化、文明的发祥地)。

但这篇短文无力说明“怎样看透生活”,以及如何看透这些人云亦云的“假看透”或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如何祛魅”,这一命题已产生了《利维坦》、《一九八四》、《古拉格群岛》等著作的内容,这些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一读就能就能彻底、看透、决裂,而非停留在“乡愁”这种乡愿的中间状态。现在人乡愿太多,从思想到文艺,爱的多是不彻底。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古拉格群岛》

另一类著作是对巫术祛魅(包括对当代巫术如权健之类祛魅)的书,比如弗雷泽的《金枝》 ,他说,“通过探索巫师施法时的思想活动……分析它伪科学的本质”,弗雷泽本当更明确地说,当我们发现,巫师的思想活动里所进行的推理,其实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高级,我们就会觉醒。

这就回到了鲁迅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真的吗?甚至许多自杀是合理的,是对世道的表态,看似自私却无私,看似自我焦虑实则是对天下失望,本雅明在边境,王国维在水边,本雅明不想看自己进集中营的样子,王国维不仅文化殉道,更不想活到用社交媒体、必须上国家宝藏节目。但“看透了生活,如何继续热爱它”,同样也是生死都实用的命题,也同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首先我只能说,转向自我,精神更独立,更少向外求助。关于从外转内,莫如陈见老师在《陈见说》里讲女性也有晨勃时的精辟:她说早晨,你体内的那个司机(没有外在的老司机),就会来测试你器官的功能。这也是把生活看得很透。

一个表面看透了生活的人,会像《西部世界》里那个好基友老油条以及任何地方的回头客,回到生活里,不参加项目,只一味做爱和酗酒,一味攫取。但真正曾经沧海的人,是博尔赫斯形容的:“游牧者进城,三年不出门。”

当然,内化不是目的,我们总得走向外在,说起来是给世界更多时间变好,其实是我们忍不住去生活,忍不住去享乐,这时我想分享读金庸小说的体验,每读到小说里主人公“童心大起”,就是整个故事关键转折点、情绪关键的分水岭,这意味着,之前的生活,主人公觉得是苦难,是痛苦,之后的生活,虽然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他开始有了冒险、野外生存的乐趣。这以后,恶的呀,黑暗的呀,难受的呀,悲苦的呀,就重新变得好玩了――

在黑机构黑物业黑中介排队和维权时,我总是想,除非把生活重新视为野趣,以游戏化眼光去看才让人有耐心去排这队、走这些手续和更艰苦的流程,这就是在钻木取火,在排队和奔走于衙门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污染度,口罩等级,体感温度,外套隔冷性,硬壳软壳,防水一万五,透气一万二,跑鞋中底减震和大底抓地,北京停车攻略,地铁躲人攻略,以及,在窗口好言周旋的时候,头脑里选择性萦绕权志龙版的改革春风吹满地,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摇滚心态,也是在解构中获得生趣。

从前骑车进内蒙,路上我想到:虽然不喜欢时代的喧嚣,我还是要骑车穿过它,绕不过去。只有想象自己是落入野外求生境地,像贝尔・格雷亚斯,当一切为了求生,世界的任何空间,都变得像道路一样,无邪、安慰和有用。这是将道德降到最低点再开始重建道德。我们骑车、走路,回到最卑微的需求,在最卑微的起点重建尊严。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探险家贝尔,因拍摄求生系列节目闻名。

这个时代的争吵,也让人再也回不到舒适区,但这种畅所欲言是绕不过去的进步。前一段,俞敏洪老师的话确实让人不舒适,但看他道歉,我感到他简单的真诚,但他可能是怕人们觉得他还不够真诚,他又去妇联道歉,我开始觉得,他有金庸笔下的“童心”,他解构了、穿透了“道歉”,如果是我,我还会继续道歉,道歉,就好像我生活里唯一的武器是道歉,一直道歉,直到道歉成为行为艺术,直到世界开始受不了,开始反过来向我道歉。我们可选的动作不多,除了道歉,就是评论,就像除夕,我们可选的动作不多:吃,看,刷,睡,但抓到什么武器就用什么,也是野外生存的乐趣之一。

有限方显大师本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更应该尊敬刘慈欣。因为,假定你是带着束缚去写作,假定你只能拍清宫戏,只能写玄幻,写科幻,叙事不得明确评论历史,思考不能和其他思想碰撞,行动中不能自我怀疑,创造思想却不能质疑现有的准则,假定你在人性方面只能选择硬科幻,这一切限制之下,你还是完成了叙事,完成了思考,完成了创造,完成了某种可疑的大质疑――也是一种谁也无法质疑的质疑――去理性的尽头去质疑,或者不质疑(who cares),就像完成时间旅行的条件是人要被拉成意面,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被限制和压缩成一种极遥远的思维长度,貌似宏大却气若游丝,但写作还是活了下来,这也是一种野外生存的文学态度。当然,这个被限制被压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作者的人性,以至他认为选择社会达尔文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流浪地球》的电影海报

但无论如何,野外生存乐趣,帮我们重获某种“童心”,我们舔,看,读,拆解一个废墟般的社会,也因为这拆解,让废墟重有内容,感受有点像恢复了动物视觉。三十岁以后重新获得的动物性让人忘忧,阳光,空气,水,性爱,在海边,我们一脸严肃地研究潮汐的精确,至内陆,我们一本正经地寻找清洁水源,不批判,却有了流浪地球、密室逃脱的乐趣。

我们渐渐对现代社会有了原始部落的情感,我出于动物好奇下了抖音,本来想看看丰富多彩的日常,但我没见人们手拉手,我见人们的碎片手拉手,动物性地痉挛着。我一度相信综艺节目传授的鸡皮疙瘩美学原则,一度相信让我起疙瘩的一定是美的,但现在又不再相信,因为明白了这只是对人们痛点的工业化精准拿捏,是针对生理的营销,是取悦我们生理的工程美学,是药物唤起我们低级的情感,是思想里的人工智能早已存在。

但我担心,哪怕以野外生存的激情获得解构的乐趣,解构终究会失败,正如就事论事的失败,解构终究不会具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力量,我们的解构将被世界消解,吞下,我们终究还是在重新适应丛林,以貌似成功者的姿态(或仅仅是精神过来人的姿态)――我看见过不少头脑已清醒却重新回去用蒙昧方法身心修行的朋友。

我们变得更成熟,更迷人,仅因我们有了内心,却不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多高尚,我们心知肚明,心说“你懂的”,一边与社会重新和解,和解为卢梭那种“积极自由”――被奴役的人据说可以同时修行内心而保持内心自由,而非霍布斯认为的“消极自由”(这个词的确让更高尚的社会诉求听起来像埋怨)。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卢梭

而且,当我们学会解构地去生活,社会也会用解构――宣称各种非常态,让我们重新加入生活,加入集体,比如,僵尸来了,比如,战争动员的名义,比如,世界末日的名义,让我们放下追究手头的问题,同仇敌忾,代价是回到低级的共同语,这种非常态的口气每天都在耳边。

这里不得不说说电影《流浪地球》,和小说更不一样,电影里北京发生了最乏味的野外生存:人类文明情感大戏寄望于人们对北京城,一种本来就不讨人喜欢的日常生活,交规啊拥堵路段朝阳大妈啊等等一起毁灭时的动容,可这些细节真不怎么动人,效果反而是让我觉得人间本来不值得。

但既然我们仍然忍不住去生活,每时每刻还得去接受生活新的召唤,“祛魅”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不是萨特所说:“懦夫通过一次壮举一劳永逸的藏身其后”,而须时时自省,以防“一曲新词酒一杯”――好比过年期间的饭局,每说一句清醒的话就罚酒一杯,每写一个清醒的字就把自己弄晕一下。

“时时勤拂拭”比“本来无一物”的自满要好,否则我们会不断退回到蒙昧,不免还是会再当起吃馒头的看客。也因为越往后的社会,假货越来越高级,假得会越深,在我们能踏踏实实为良心奔走之前,辨真伪的活就够重了,我们的清醒将会比较忙。

我们还有什么可做?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徐晓冬那样,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一边打拳一边对国术纸老虎们扒皮、祛魅。

我们可以文静地表达,不止是分享我们亲测可用的生存经验,不止是鸡汤,我们可以重申哈耶克所谓的“旧真理”。表达的时候还要不怕重复,王安忆说过时代太消耗作家了,面对这种消耗,我觉得除了一稿多投、重复发言,别无他法。

我们应该成为先驱,哪怕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被听懂,我们做隔代相传的先驱,这才是一种大格局的野外生存、大格局的宇宙观。如果我们清醒却因为不被听懂而沉默,如果在一个时代我们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很可惜的事。将这说成速朽的原因未免言重,但,当罗素说:“我在前人的书中发现我思考的东西已经被思考过了”,爱默生早已更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可能会在后世更勇敢的书里,发现“自己该说却未说出的思想贴着别人的标签被说出”。罗素说的情况也许是找到了先驱,爱默生说的情况则是我们漠视自己内心的结果,就像无视自己的晨勃。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时讯快报 » 祛魅之后我们做什么

赞 (0)
分享到:更多 ()

评论 0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

时讯快报

5.5亿用户的选择

立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