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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腾讯大家 2019-07-29 23:00:30

几天前,我看了一部以“父子情”为主题的暑期档电影――《银河补习班》。影片本身拍得如何,我不便做出评价。不过,由于片子呈现了大量“父子情深”的画面,也探讨了“应试教育”的种种问题,这与我感兴趣的领域直接相关。所以,我就顺着影片,来谈谈“中国父亲”这个话题。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电影《银河补习班》的海报

一位父亲的“南柯一梦”

在影片中,马皓文、马飞的父子关系很好,甚至超过了母子关系。由此可以推测,马皓文对孩子早期的投入是很多的。5、6岁的孩子,谁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他往往会更依恋谁。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电影中的马皓文马飞父子

正是因为有坚实的感情基础,马皓文虽然坐了7年牢,但回到儿子身边之后,父子关系还是可以迅速升温。片中,马皓文多次鼓励马飞要相信自己不会失败,大概底气就来自于儿子对父亲的一种高度信任。当然,我个人很怀疑这种接近“精神原子弹”的鼓励话语,到底有没有用。

马飞曾经受附近比自己大的小流氓的欺负,马皓文刑满释放之后,成了马飞的保镖。尽管他被揍得满脸乌青,但他成功履行了父亲保卫孩子的职责。加上离异的缘故,马皓文还独自承担起照料马飞生活的责任,下厨、打扫、整理、铺床,都是由他来干。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电影剧照

当然,考虑到补习的主题,马皓文最重要的角色是孩子学习的辅导者。他用自己的知识、理念和行动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怎么学,他激活了孩子内在的学习热情,也在带着马飞玩了半个多月后,从班级倒数第五考到了年级第十。其中的剧情逻辑当然颇令人生疑,但马皓文是好父亲的这一形象,算是固定住了。

所以,马皓文的父亲角色实际上可以分拆为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日常生活的照料人、孩子安全的呵护人;二是孩子的玩伴、功课辅导者和人生导师。而在影片中,马飞的蜕变与成功,与马皓文的积极介入是完全分不开的。从结果上来看,马皓文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社会成就,都获得了让人羡慕的结果。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马皓文在被塑造成“好父亲”形象的过程中,伴随着他对应试教育的猛烈批评。但让人困惑的是,影片又把马飞塑造成考取省高考状元的有力竞争者,马皓文也在重压之下指责孩子“(考试成绩)不争气”。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从导演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失误,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反而更为写实。很多父亲在辅导孩子的学习之前,总是存在很多批判,一旦真正介入,反而更容易迎合应试教育的游戏规则。

回到影片的逻辑,唯一能够解释马飞如此厉害的说辞,只能是他的智商大大碾压了其他同学。因为素质教育培养的能力,也许可以获得不错的应试成绩,但不可能是万里挑一。所以,马飞是一个顶级天才,他在应试教育中遥遥领先的原因主要是自己智力超群,父亲所启发他的那些“活学活用”方法之效果,实际上被影片高估了。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更苛刻地说,马皓文培养马文的过程和手段,与最后孩子取得的成绩,内在逻辑是彼此冲突的。不管这位父亲投入了多少,投入的程度又多么地深,这种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更大的一种可能是,这则故事其实是一位好高骛远、处境尴尬但又非常渴望孩子能以不走寻常路的方式出人头地的父亲,在某个慵懒的下午,躺着太师椅上所做的一个“南柯一梦”。

传统父亲的两张面孔

按照年龄推算,马文出生于1984年,作为建筑设计师的马皓文大概率是一个50后父亲。50后父亲的形象,总是严厉多于慈爱。绝大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背负巨大压力,平时与孩子互动不多,但在孩子的“关键时刻”,常常会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孩子一些忠告。

可以说,50后的中国父亲依然保持着传统中国父亲的形象:威严、专断。例如,生于1950年代的影星成龙,堪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成龙的儿子房祖名曾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孤不孤单,房祖名的回答是:“童年很开心,因为很平凡,我很享受一个人吃汉堡包,我不会寂寞,我有司机陪我。”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成龙

“我有司机陪我”,仅仅一句话,就可以成为插向成龙心头的一把“刀”。这意味着作为父亲的成龙是极为失败的。当明星的孩子只能当“星二代”,并且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能够直接说明父亲教育的失败。

作为父亲的成龙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但不乏对孩子的控制,包括如厕该用多少纸,他也会对儿子提出苛刻要求。所以,成龙与儿子决不是朋友关系,而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当然,我很难说成龙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在实际层面,成龙的确没有好好爱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成龙不止一次找房祖名谈话,尤其是儿子铸下大错之后。但是,这恰恰证明了传统父亲简单套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孩子进行指手画脚并无意义。教育是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父子有效沟通的前提是彼此都有共情能力,单向的忠告,往往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传统中国的父亲并非只有一个面向。在历史上,注重“修身齐家”的儒家父亲,也涌现过一些“好父亲”,例如曾国藩、梁启超等等。以梁启超为例,他自己是丰碑式的人物,9个子女也各个有出息,一本《梁启超家书》则成了梁启超是个好父亲的书面证明。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梁启超家书》

在《梁启超家书》中,作为父亲的梁启超与9个孩子长期保持通信。梁不但“笔端饱含感情”,而且兼顾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就修身、读书、爱情、择友等等方面进行探讨和交流。这些书信没有严厉呵斥的话语,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相反,有些内容还挺有趣。

从书信本身可以判断,尽管梁启超早年奔波流离,很难兼顾家庭,但在跟孩子的交流中,他非常用心,也很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传统中国的好父亲,除了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之外,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投入到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中,并且在孩子的重要节点上,用尽量平等的姿态与孩子进行沟通,客观上起到了担任孩子人生导师的作用。

中国父亲的新挑战

作为父亲,不论是为人诟病的成龙,还是被人推崇的梁启超,他们背后都有一位婚后一直处于全职状态的妻子。但在今天,普通家庭中的妻子纷纷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全职妻子并不构成现代家庭的标配

妻子角色的变化,冲击了丈夫的功能设定。原本,男性的第一要务是主外,是养家糊口,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帮妻子搭把手就可以获得女性普遍的赞扬。但在今天,女性同样走出家门,走向职场,并且干得风生水起。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男性却并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到来,并保持这惯常的话语方式。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职场女性

例如,许多男性会不自觉地对妻子说“我帮你带一下孩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孩子是一起带的,而不是帮谁带。

客观上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男女平等总体上一直在进步。女性的政治权利在提升,就业率也在一路攀升。并且,计划生育政策意外地加速家庭独生女的经济地位提升,加上高校扩招,使得一大批女性能够进入高等学府学习。

在不少综合性大学(例如广东的中山大学),女生的人数都超过了男生。此外,家用电器的普及,外卖、家政行业的发展,也为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送出了神助攻――许多家务可以外包给技术和雇员。

但是,女性在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依然有两个几乎难以绕开的障碍。一是生育,二是孩子的教育。生育必须要由女性来,这一点是生理差别带来的后果;而女性对孩子教育的更多投入,则是生育之后的惯性作用,以及社会观念塑造共同导致的结果。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或本身在外工作,或有能力工作但为了孩子主动选择辞职在家,不论哪一种情况下,女性都有了充足的底气和理由,要求男性分担一部分育儿事务。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这些听起来让男性并不感到舒服的流行概念,纷纷被创造出来。

数千年来,男性一直以在外狩猎、打仗、耕耘、经商、从政......但在长久的和平之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男性整体上处于在一个“舒适区”。总体上,在婚姻内部,男生是既得利益者,这一点毋庸讳言。也因此,质疑、呼吁乃至责难男性走出“舒适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对于中国社会中的父亲来说,新的挑战和压力,就在自己眼前。

“好父亲”的标准叙事

绝大部分新女性都极度渴望男性回归家庭,但并不是带着过去的姿态、经验和知识体系回归。对于今天的爸爸们来说,做父亲不再是一种自然行为,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学习的庞大领域,需要进行身份上的自我反思,知识上的不断更新,行动力上的高度戒备。

成龙的养育方式放在今天,让他成了新女性口诛笔伐的对象;梁启超虽然光芒四射,育儿成绩斐然,但是他对0-3岁育儿阶段的较少介入,也可能会引发议论。不过,讨论问题切忌抛开时空语境,我们可以评判历史,但必须回到现实。

在《银河补习班》中,马皓文这一父亲设定,实际上较为符合当代女性对好父亲的想象。具体而言,这些设定可以列为几点:

1、赚钱养家;

2、保护妻儿;

3、做饭、做家务

4、成为孩子的朋友;

5、创造性地解决教育难题;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除了上面4点,从妻子怀孕开始,当代好父亲还需要满足两点点:

6、积极学习分娩、胎教、育儿知识

7、介入到孩子0-3岁阶段,与妻子实现AB角互换。

当女性主动投身社会,形成与男性在职场上的竞争之后,又逐渐地要求男性回归家庭,分摊除怀孕、分娩、哺乳以外的其它事务。对此,女性是表现得积极主动,而男性表现得消极被动。

为了实现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广大已婚妈妈对那些主动投身家庭的男性予以表彰,在由女性组成的“八卦联盟”中给予好评、点赞,并把他们制作和包装成典型人物,分发到各个家庭进行展示、攀比、教育和动员。著名演员黄磊,他成功而快速的转型,正是搭上了这一班“好父亲包装大赛”的顺风车。

中国父亲,亟待走出“舒适区”

这一趟观念变革的列车,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阶层,不同圈子,开的速度都不一样。比如在江浙地区,父亲在家做饭的比例较广东高很多;在一线城市,父亲承担的教育责任也比乡村父亲可能更大;在知识分子圈子,父亲对孩子的陪伴要高于商人圈子;在中产家庭,父亲也比贫困家庭和富人家庭的爸爸,抽出更多时间陪孩子。

在过去40年里,父亲回归家庭的趋势是全球性的现象。对比2005年和1975年的数据,荷兰父母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每天多了3个小时;美国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时陪伴孩子。此外,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都存在类似的变化。我没有看到中国的数据,但从日常性的观察来看,爸爸带娃的绝对比例虽然还不高,但增长趋势却很快。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用孙文先生的这句话来描述中国父亲身份的转型,似乎也非常合适。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父亲来说,转型的挑战不可谓不大。正所谓“由奢入俭难”,从舒适区走出来并不容易。

但是,做一个“好父亲”的回报也可以非常丰厚,例如更和谐的家庭氛围,千金难买的亲子关系,越发重要的共情能力,以及投资教育的高回报等等。在趋势上,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父亲都需要面临这一挑战,也都应该力争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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