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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张扬的假书

腾讯大家 2019-07-30 20:00:20
事先张扬的假书

书中之书难写,比如书中声称存在的经文,法典,信仰手册,社会说明书,乌托邦的内容,武林秘笈,魔法书,倘若是虚构之物,内容又是什么?

书中之书难写,比爱的过程还难写,比写冷漠、傲慢和仇恨变成爱的过程还难写。如果书里有书,故事和人物就像外围男,外围女。

书中之书,比故事中的故事还难写,故事中的故事就像创造记忆,还是自由的,说什么是什么,书中之书则必须去证明其无关、原在、毫无瓜葛的强大,并已事先张扬了它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

我们写故事,要么就写一个简单的故事,写完这个故事就好,你就完成了作者的责任,干干净净。但如果,你写的书里说有一本书,却不把它的内容写出来,你就是欠了债,就像写诗的感觉,写出的诗越多,欠下的自我解释就越多。如果声称有这么本书,却避开写出它真正的内容,却又说人们围着它搏斗,博弈,哄抢,血战,为之倾国倾城,付出生命,却不给读者看这本书的内容,你就是不负责任的作者。

我们几乎是在谈“内容”,除了金钱,除了鼓励在私德里纵欲,在公德里守本分,有的文明里几乎都没什么内容了。另,我想起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说过:要有至少20个小时的沉思,才能交谈十分钟。因为缺乏足够的沉思,也就缺乏真正的内容,这或许是我们在当下社会生活里的感受,社交网络里的那些伪命题和伪话题就不说了,单说说我生活的西方――

越来越不喜欢看西方媒体的好多专栏,都是先讲些自己的故事,比如记者如何去开uber,比如文科衰落不要紧,孩子们会在社交网自学人文视频,而且课堂都是在教你八股,还有大量基于所谓家庭价值的居家经验和社区经验,都是些二三流的懦夫的履历在自己津津乐道,人们心里无非是两个极端,感觉在这些浑噩的家庭经验和大屠杀之间,心里没有啥内容,总是从极温吞的经验跳到另一个政治正确般的末日极端的想象,中间的思考内容是一个空白,和星期日读的宗教之书毫无关系。

犹太大屠杀作为公共记忆(而非人人都真的亲历过的公有记忆)就成了“典故”,提到它就成了用典,成语,典故就是最小的“书中之书”,就成了段子文学立刻升华的神器,随便一用,突然就抬高了说话人的语境,却因为并不真正停下来打开这些成语、这些书中书、描述“人类的苦难”究竟是什么。对大屠杀的引用,只是于社会“无害”、于己安全的装饰。这也是一种中产阶级思维的陷阱――中产阶级一定有一本书中之书没有写,一本连接他们的Bipolar躁郁症的两极情绪的书没有去写。

村上春树经常描绘,这个文艺青年在新干线上看一本什么革命书,一本抗争的书。那是一种别人写出了的书,作为书中之书,于是,更省却了自己去写出更高级的另一极的思考的责任,成为一种非常廉价的修辞。

阎连科最近说:“今天咖啡馆文学非常盛行,并不是说在咖啡馆写作就叫咖啡馆文学,而是这种文学的风格:温暖中有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一点伤痛的文学,这是我们今天的作家整体在追求的一个文学局限。”什么时候,“局限”,或者说有限的相对安宁的语境,成了写作者的追求,追求一种装饰性的“书中之书”,理想也成了装饰,不管这本书声称是什么,这“书中之书”本身就成了宜家书架上的假书。

但如果我们的写作更有诚意,我们将开始尝试写出我们的“书中之书”,就像打开这些我们曾用来做咖啡馆里的装饰物的苦难,就像打开我们一直在表达的愿望,理想。这个过程或许要从写作开端说起。

年轻时读武侠小说,比如金庸,金庸写了很多的书中之书,最有名的,包括《葵花宝典》(《辟邪剑谱》),《九阴真经》,《北冥神功》,《六脉神剑》,《武穆遗书》,《九阳神功》,《独孤九剑》,《小无相功》,《太玄经》,《神照经》……他的故事,通过不断被重读而终究不再神秘,内容化为了段子,但里面的“书中之书”却越来越神秘。

事先张扬的假书

年轻时我们看见这种方法,就忍不住去模仿,幼稚的作品也突然有了一些神秘感,说有光,就有光,哪怕我们甚至连故事也写不清楚,却尚能写一些条目不多的“五讲四美”。我们还不能写出生活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写下一些愿望。

年轻时我们的写作,多半是在表达愿望,就像豆瓣上我们声称想读那么多书,我们写作的内容只是在表达想创造内容的愿望,而并没有真正创造什么内容。那些宣称能改变世界的文字,或者至少是改善某个事物的文字,也只是表达了太多愿望。每写下这样一篇文字,我们就欠世界一本书中之书,一本蓝图,一个计划,一个方案,一个说明书。我们把这些愿望当成“书中之书”摆放出来,却没有能力去写出它的内容,有的人在写作里表达了一辈子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一辈子愿望,也悼念了自己的理想一辈子,却也没有写出自己的内容,或者后来是没有勇气写出这书中之书。

李宗盛曾经很突兀地对我说:“每一个人生都有意义”,但我还是没有能力写出他满意的歌词,而罗兰・巴特却喜欢在扉页说,“以下内容可以看作出自一个小说人物之口”,巴特则是在进一步宽解人们:其实,我们早已在写出歌词的内容,或者,我们早已经在写自己的书中之书,我们不知道写作者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反而是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会补足我们的“书外之书”,我们真实的语境,我们或许一辈子生活在引号里,我们所说的每句话,每一次情绪,每一个浑然不觉却自以为清醒的抉择,包括那些极度戏剧化的扭曲言语,一段慷慨陈词实际是在念着固定的经文或背诵着咒语。这样看来,人生本身很可能已经是这“书中之书”,但大多数人,又没有将包裹着它的“书外之书”写出来,甚至不能觉察自己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楚门世界里。

如果“书中之书”为真,如果我们原在的世界是真实的,是真相,后来的“书外之书”则有可能是掩盖,是遮蔽,是蒙面,是把原本坦然的,真实的东西神秘化,这就让事实到谎言之间不必要的层次,这也许是艺术的技巧,为了享受揭开过程的叙事乐趣,这也可能是蒙蔽真相,是一种堕落。

文学的清醒,也许就在于对“书中之书”和“书外之书”这种存在的清醒。朴实的作家,往往又是能把书中之书给生生写出来的作家,很多精彩的书中之书混迹在侦探小说里,变成一个谜团,如爱伦坡的《金甲虫》,讲述如何到一个荒岛,一个人拼命地回忆着羊皮卷,就像烘烤着大脑的沟回显影,充分回忆会有奇迹,记忆的完美发展会自然出现巧合,正如罗素所说:如果真理说完全,会是同一团复杂无比的复句。

事先张扬的假书《金甲虫》插图

在故事里,充分展开自己的思想,形象就显出来了,它区别于外围的行动,而完全是内在的秩序,一个真材实料直观的乌托邦,有的时候就像直接在头脑里看见对数表,有的时候则是思想变成人群一样的位图铺展在脑海里变直观。而一个乌托邦、天堂的样子,则是最惯常的书中之书的内容,斯威夫特为此殚精竭虑,写出无数变体的世界,傅立叶则把这本书中之书生成在荒野里,却无人真正感兴趣。

书中之书也许枯燥,所以爱伦坡们恢复了一个侦探小说来帮助它吸引人,爱伦坡写的故事是为了让他其实特别枯燥乏味又复杂的思想有地方可以安放,总有一个情境,可以让一个哲学命题读来有趣,有的作家真的是倒着思考,亨利・詹姆斯说:“有趣的情境有了,趣儿在哪呢?”奥威尔的《1984》,实际上是一次恢复情境为动机的写作,这是从故事里的“书中之书”《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恢复出来的故事情境,但是一个非常有质地的情境。

当记者时,每次找选题,总是希望能将我思考到的一个自以为独特的命题,镶嵌到一个现实的故事里,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每次都能碰上,而最大的前提是,我不能篡改现实,实际的结果往往是我必须修改我先验的命题,但最后总是能出现一个更独特的新命题,让我赞叹生活的奇迹,确切地说,是善的奇迹,恶的奇特――写作的时候,命题本身也开始被重写,这就像我们一边写那个外在的故事,一边在写那本看似早已设定实际却随着外围故事在变化的“书中之书”。我猜想,金庸那些武林秘笈,在作者头脑里的内容,一定是随着故事推进在变化的,也惟其如此,作者没有去徒劳地事先把它的内容写出来。

有时甚至伟大的作家也在回避写出“书中之书”,甚至成就了一种文学,他们始终着迷芝诺的主题,西绪福斯的主题,这种无法到达,本身成就了文学。卡夫卡的故事很多都是永远无法到达那个奥秘――未抵达的城堡,未得到的审判,都是没有写出,但恰好是没有写出变成了一种巨大的不安和威胁,正如波拉尼奥说,小说就是给小说家自己制造绝境。作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带读者走少有人走的路,将你引导至一个少有人来的悬崖,然后,指着深渊说,哎呀,真写出来撑死你,“一天铺开在人们一辈子上,像大西洋如冰桶一股脑倒给你”。但这样的作家,他们的真诚则恰好将“书中之书”这种真相的静态答案,变成了讲故事本身的过程,将“书中之书”用故事里的行动来转译。

事先张扬的假书

放浪一些的作家,会选择让读者见到外围故事和“书中之书”之间的交融,将这两个世界同质化,像《尤利西斯》,放诞中的判断力,这些飘飞的活页在故事里早就无所不在,文字来自语言的瞬间,活页爆裂出长久的冥想,两种不同的速度――“我看到了这些佩戴英王徽记的马的速度,并随着早已消逝了的观众的欢呼而欢呼”,人在欢呼思想,语言在戏谑文字。还有波拉尼奥的《2666》和博尔赫斯的那些故事,从外围故事的质地来看,读者已经十分满足,它已经和“书中之书”完全一样,读者反而就不用再去庸俗地追索那本书中之书的奥秘。

最终,我们也许会顿悟,书中之书就像奥兹国的大王,幕后只是个操纵巨大利维坦的小人物,我们会说,去他的书中书,那只是创造了一个迷信而已,比如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这只是一个内化为圣物的工具,而非世界中心,尤其是,如果这些书,被作者描绘为“谁得此书,必得天下”,这本书的内容反而已经让人兴味索然――一定是一本傻瓜书,既然任何人得到书,都能保证看懂,并铁定实现目的,阅读的乐趣和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但文学作品里一旦出现这种虚构出来的万灵药,文学作品本身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基础,变成一种循环论证。

也正是在这里,哲学出面显现虚无,那本书就是虚无,也许本身已经被外在的叙事、外在的苏格拉底式的对愿望、内容、爱的意义、死的意义、事物的本质的追问掏空,告诉你书中之书只是一个简单的崇拜。

离开文学世界,回到世俗的书里,基于成功目的,基于虚荣心,去它的文学,去它的哲学,人们还是会纠结于“书中之书”,它化身为作者们对占有知识的自诩,如今人们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的通识,无论是在社交网络,还是在一本书里显示自己的博学、一种自我崇拜。

事先张扬的假书

非虚构方面――最近,女权作家诺阿米沃尔夫在历史新作《令人发指:性,审查与爱的欲加之罪》中引用了一些历史材料,涉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法庭对一批男同性恋者的审判。在阅读史料的时候碰到“Death recorded”这句话,误解为同性恋者被判了死刑,这一错读几乎奠定了这本书的控诉主调。

读者与学术打假的历史学家抨击这本英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论文衍生出来的书极不专业,“那些人并非被判死刑,而是正式被法官赦免的意思。”《新共和》上一篇文章说:这个事情的重点是,但实际上,人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其实这些专业学者是非常害怕这个跨界作者真的写对了,那样,他们的专业存在感就严重受到威胁。文章作者菲利浦科恩继而反思这些打假的人,为了延伸阅读,他提到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的书――《慷慨思考》。这本书号召学院中人更虚怀若谷地倾听,形成一种慷慨思考的社区共享的求知氛围。

或许,的确是这样,当“纠错”在友善的开放心态下进行,而不是无休无止的社交媒体中的求全责备或者一叶障目的全部否定“业余作者”的全部价值,世界的读者才能对世界的奥秘保持一定的热情,否则,就是如今被压抑的世界,砖家当道,自我教育的平民主义无法从民粹中得到扬升。

我一直认为,当代人的精力是过剩的,但这种精力,往往也因为胡思乱想在非虚构领域被压抑,往往误入私人虚构写作的歧途――这种多余的精力,被压缩到了玄幻领域,甚至是私人写作的玄幻领域,甚至出现了伪造记忆,回忆录和日记的风潮,在这些玄幻体里,我们看不见真正真实的个人,却只有人们表面的共性

还是拿西方来说:有人说过去十年西方出版界新出的自传都是autofiction。越来越流行的autofiction,即伪造自传口吻的小说,或者说实际上是小说的假日记,等等,说明人们在制造耸人听闻的无关痛痒的秘密并揭开秘密方面,已经炉火纯青,打开这些宣称自我揭露甚至自我忏悔的书,到处是桥段,甚至性生活桥段,性虐待桥段,童年阴影桥段,性病就像拉肚子的桥段,一个越来越没有内心的人类世界,也就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隐私的世界(扎克伯格的律师刚刚说人们用脸书从不期待任何隐私),人们却越来越懂得制造和兜售秘密来卖钱

事先张扬的假书

我预感人们将越来越“坦诚”,"坦诚"将成为新的时尚,就像自我吐槽成瘾,这是不是一种在无隐私社会面前,个体的欲擒故纵,欲彰弥盖的策略?一种自我保护式的自我贩卖,用假隐私的话语来遮蔽真隐私?――假装自己充满秘密,而这些秘密其实和别人的秘密一模一样。

这就超越了这篇文章开始的命题:书中之书难写。实际上,现在的人们已经在创造各种伪书和伪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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