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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 | 黄燎原:二手玫瑰和九连真人幕后的男人

正午故事 2019-07-31 02:02:23

编者按: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中,来自广东的年轻乐队九连真人一鸣惊人。我们采访了他们的经纪人黄燎原。黄燎原的身份很多,他当过记者、编辑,写乐评,写小说,也开画廊,还是中国摇滚音乐的推手。在他经纪过的乐队中,有唐朝、何勇、二手玫瑰乐队,现在又加上了九连真人。


黄燎原觉得,一个乐队仅仅停留在摇滚乐,是不够的,他渴望乐队进入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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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玫瑰和九连真人幕后的男人

 

口述:黄燎原

采访:李纯

 

 

 

2018年11月,虾米和滚石做了原创乐队大赛,这个比赛好像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宋佳(后为九连真人经纪人)觉得有几个乐队不错,给我拷了视频,说你看看吧。看到九连真人,我有点激动,真的挺好。这辈子我有个不甘心,我错过了嘻哈,我觉得不能再错过九连,我马上给宋佳打电话,“我们来做这个吧。”

 

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我也是客家人,但没在那边生活过,我什么也没听懂,我就挺震撼。当时脑子冒出来两个念头,一是他们带给我侯孝贤、杨德昌早期电影的感觉;二是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基本会说的一句话——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你抱着野心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你想登上更广阔更高的舞台。

 

我是合作以后才找九连要的歌词,他们的表情已经足够吸引我,真的是那种劲,挺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挺浑的。你和人家说,这是一种感觉,别人会认为你敷衍。真不是,你的经历,你的阅读,你的观看,你的聆听,形成了你的感觉。

 

后来我想我错过嘻哈是必然,比如你很难涉及社会问题,不能涉及性,不能够有脏话,这三个在嘻哈里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莫欺少年穷》,我第一反应是Nirvana,少年心气,眼里冒着火冒着光芒的状态。

 

我特意让他们从广东飞来北京,在我们家楼下吃了顿饭,算是见面。三个小镇青年。我说,我决定出来帮你们做,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你们的创作不用听我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听我的,我只是建议。其实是双向选择,几个大公司也跟他们谈了,但宋佳专门为九连成立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只做他们,和你搁到大公司,弄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我和宋佳讲,我们现在不要签其他的乐队,尽心尽力做这支乐队。我觉得不会错。

 

2019年4月6日,我在朋友圈发了九连真人音乐分享会的邀请,请大家来免费看。我有这样的经验,比如二手玫瑰,在老百姓还不知道的时候,文化界的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并喜欢了。我最早做摇滚乐,也是首先对青年知识界进行推广。因此,这场演出并不针对媒体,是朋友场,针对圈里人,完了收集一些素材,比如各行业精英听完后的反应。

 

那天来了很多艺术、电影和摇滚界的人,我们想卖酒还是不卖酒,后来想别挣这酒钱了,现场的人全都免费喝福佳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相信朋友们的感觉和直觉,他们会给我指导,另外往来无白丁,这些人说话管用,对我的推广也会有用。办得仓促了,想找的空间没有地儿,人来得不够全,像宁浩要出差,徐静蕾在台湾,最可笑的是谢天笑,九点多给我打电话说,黄哥我马上到,我说,已经完了,他说哪有摇滚乐演出九点结束的,我说,我这是朋友场。

 

那天一是向大家推荐九连,二是我和宋佳做一个交接,宋佳跟了我十年,我想我退了,其他的事情由宋佳完成。但我会做一些连接,比如未来九连和电影,九连和文学的合作。我的优势是跨界, 我曾经想找十个第六代导演,每人给二手玫瑰拍一个MV,我一个一个都去谈了,王小帅、张元……都可以不拿钱拍,每个人都谈完了,后来忙就撂下了。当时二手没有完成的事儿,没准在九连身上可以实现。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乐队仅仅停留在摇滚乐,是不够的,比如我做二手玫瑰,我和梁龙说,如果我们只能进入中国摇滚史,这个乐队没有意义,我犯不上费这么大劲,我还是渴望这个乐队可以进入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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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1日,黄燎原家中,黄燎原(左二)和九连真人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乐队的夏天》,“乐夏”是先找宋佳谈后海大鲨鱼,没有谈妥,然后推荐了九连。

 

在“乐夏”排演的过程中,我在国外,宋佳盯现场。我和宋佳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他们现在做任何事都是对的,不需要修饰,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人成长都有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着都是对的,让他们自由发挥。

 

当“乐夏”出现,我知道他们肯定会一战成名。我看了乐队的构成,除了九连基本都是老乐队,这么魔性的乐队,它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下就能蹦出来。

 

九连在北京排练,爱奇艺的人要来,宋佳希望我去,我说我不去了,不要出镜,会有各种议论。第一期投票,高晓松他们都不知道九连和我的关系。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动,特别好。

 

原来我们在推广中少了电视媒体,挺费劲的,现在有网络,自由多了。他们没有节目也会火,但是时间会比较长,怎么着得费个几年,感谢综艺节目,让时间变快了。但是现在综艺节目来得特别多,我和宋佳说,你得好好把关,不要超出乐队的应对能力,耍人的节目我们不参加。

 

现在邀约太多,我们的策略是8000人以下的场子暂时不演。我和他们说,钱不着急挣,先铺音乐节。很多企业来邀请,收费比音乐节高很多,我们不接,还有品牌谈代言,不是大品牌也不接。我提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可以,没有急功近利,就OK。

 

昨天我们讨论,宋佳说要不要憋着,直接开工体——成立两年的乐队进工体是一个记录。我说这个记录没有意义,能说明什么呢?现在九连没有进工体的必要,一是歌曲不够,二是,工体不是你站在上面演出就完了。不要去抢那个记录,现在不是时机。暂时也不做巡演,乐队没有准备好,七八首歌唱不了多长时间。我倒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年底争取让九连上个跨年,类似于迷笛或者草莓的音乐节跨年。

 

除了宣传,乐队的创作很重要,不光是为了唱片,如果歌不够,你开不了专场,没法做巡演,所以一切以创作为第一。

 

目前九连有八首歌,其中为“乐夏”创作了一首,他们保留一年的版权,所以第一张专辑不能用,还有一首歌他们不满意,一张专辑应该有十首,还差三首。大家都在议论,是不是要唱普通话,但是我和阿龙商量,第一张专辑不出普通话的歌曲,因为原有的创作没有,没有必要迎合市场。

 

他们是一夜成名,就一个晚上。乐队主要看阿龙的状态,阿麦属于很嗨很开心,万里属于老大哥,定海神针,比较稳。阿龙负责创作,负责歌曲的编配,所以对这支乐队来说,如何让阿龙调整好心态是最重要的。

 

我说,如果没有意外,你们会选择辞职吗?两人都说,坚决不会。阿龙说了一句话:上班对创作有好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来到大城市,但不那么快,可能更好,最酷的可能是一辈子在那儿教书,周末出去演出。 

 

阿龙作为主唱有点淡化了他吉他手的身份,不是说他弹得有多好,他的琴真的任何一个人弹不出来,有魔性。他和梁龙很像,在生活中和在舞台上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阿龙说,他有很多实验性的想法。我说,没问题,你怎么想就怎么做。网上说九连占了客家话的便宜,我说怎么可能占便宜,方言是一个弱势,后来又说老不唱普通话,大家就疲惫了。这些人是听歌词,不是听音乐。

 

一夜成名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是心理上的影响,他们会介意别人的评价,但是你说网络是什么呢?什么人都有。他们只要能扛住批评,甚至谩骂,这支乐队就没有问题。

 

我会给他们做一些经验性的提示,我说,你们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多看看书,亲人朋友有可能背叛你,只有书不会。他们不属于文青,他们是小镇青年,劲儿特别足,这个劲你根本拿不出来,这特别可贵。我相信阿龙以后会变得更宽阔。我能感觉到这个小伙子后劲很足,他话不多,他想问题多。阿龙可以因为朋友的召唤辞掉大城市的工作,毅然回到小镇,结婚生孩子,现在又做乐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有人说,张培仁把唐朝从无名的穷人变成有名的穷人,我把唐朝从有名的穷人变成有名的富人。

 

1999年,丁武说老黄你来做我们经纪人,我说我没做过,他说你肯定行,你认识人多,你带着我们演出,帮我们联系。

 

当时唐朝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乐队,在青年知识界已经有了名声。但实际你真正带唐朝,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乐队,可供你宣传供你利用的东西太少了,只能靠口碑。中国摇滚乐早期的发展都是靠口碑,靠熟人。朋友在海南开了一个夜总会,让我们演三场,我们就飞海南。我找了所有的熟人,找电台,过去的女朋友,能想到的都找了一下。第一年,我们做了50多场演出,一场能挣两三万,在那个年代是个奇迹。

 

后来丁大(丁武)都上五星级酒店喝咖啡,已经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创作没有跟上,没有新专辑,我能干的事儿就比较少。在唐朝我有一点挫败感,我设计的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唐朝是一支伟大的乐队,我甘心为它服务,只是后期我想离开了,我和丁大说,我想出国追我女朋友,我就不做了。

 

我一生都要做幕后,我有很多想法,有艺术家说黄老师你做,我说我不能做,我们做幕后的人要甘于做幕后。

 

做唐朝的时候我有新鲜感,当我做二手玫瑰,我开始有使命感。

 

2000年,子曰乐队的主唱秋野说,老黄你来看一个乐队,这乐队太好了。子曰是个挺好玩的乐队,既然秋野这么说,我有兴趣看一看。第一次看二手,梁龙油头粉面,弄成女装,太好玩太有意思了。最开始打动我的是他们开演之前的流水词,歌和歌之间又有一段流水词,“无论你是南来的,北往的,鸡西的,鹤岗的……”

 

二手和九连都是草根乐队,和民间音乐有关系,又不完全是民间的。梁龙运用了东北元素,但他脱离了东北才变成现在的梁龙,否则就成了网上的流行歌。一开始梁龙没钱,演出很土,但隐藏不住机锋。我不喜欢全是大白话在针砭时弊,很乏味很无聊,我喜欢梁龙的方式,挠你的痒痒,拿小针扎你,持续可以回味。二手结合了当代艺术和摇滚乐,包括民间的口头文学,是一个丰富的乐队,在中国找不着第二个。

 

那次演出之后,梁龙找我,说请我吃个饭。那天下午我一直说我不做经纪人。我刚不做唐朝,觉得有点累,而且我在谈恋爱,谈得挺认真,最后喝多了,我说还是我来。那时候梁龙真年轻,挺像现在的阿龙,他们都有点少年老成,比同龄人成熟。2000年,梁龙23岁,我35岁。

 

二手经历了很多磨难。首先,别人说这个乐队不男不女,妖里妖气,不正经,在二手发展的后期,媒体开始允许报道摇滚乐,但二手不行,媒体觉得乐队的歌有问题,梁龙化妆也是问题。此外,对我们的演出审查特别严。

 

2003年,我们在北京展览馆开演唱会,文化局说二手玫瑰为什么要化妆?我说,因为它继承了中国戏曲的表演方式。

 

2013年,我们在工体开演唱会,领导说,不许骂人不许说脏话。我和梁龙说,上半场压着点,我给你盯着,如果领导走了,我过来告诉你。工体上半场梁龙快憋坏了,不知道该怎么演。领导听了小半场走了,我马上和梁龙说,“来吧”,下半场完全不一样。那场演出没有负面新闻,都说特别好,只有个别人说,上下半场好像不是一个人。关键领导走了,他留了眼线,让我第二天去办公室。我说,对不起,我出国了,两个月以后回来再聊。我真出国了,我去欧洲玩了。

 

二手演出中的串词是它的精华,在串词中梁龙会开玩笑,比如性,比如社会问题,一个举重若轻的做法,没有串词,二手就失去了魅力。梁龙像个预言家,很早写了“让中国的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原来摇滚乐不注重舞美,二手在摇滚乐舞台引入了舞美的概念,我们的现场有装置,有绘画,和艺术家合作Video,我找皮三给他们免费拍MV,衣服也是,演出服演够几场就会换。

 

二手不是插科打诨的乐队,二手是有良知的乐队。有一次在韩国釜山演出,我们俩在聊,梁龙说我正在写一首《白花》,是给昂山素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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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上演“和平的天空”红色摇滚演唱会。唐朝乐队等参加了演出。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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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6月01日,西安草莓音乐节,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来自视觉中国

 

 

 

二手是一场一场演出来的,歌也是一点一点红出来的。

 

对于二手,我们有一些小的规划,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钱,每次涨价都是我提的,还有如何更加舞台化,二手是一个重视觉的乐队,每段时间都会创造一种氛围,最开始是“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后来是“青山依旧在,二手玫瑰红”,演出前喊“青山依旧在”,所有歌迷都喊,“二手玫瑰红”,现场效果特别好。

 

2003年,我策划二手玫瑰在北展做专场演出。北展是一个标志,之前只有崔健进过北展,好多乐队羡慕,怎么刚成立的一个乐队就一下进北展了?当时推广的点就是一个新乐队进北展,到底二手玫瑰是什么妖精?二手玫瑰的定位是“中国最妖娆的摇滚乐队”,这个词是乔小刀想的。

 

其实是二手拉到了赞助,梁龙朋友的朋友,东北人,弄了一款酒,做了一款二手玫瑰酒,如果没有赞助做不了。当时北展是最大的剧场,有2763个座位,卖了一半多,加上送的票房,场子是满的。开场先录了视频,在我家录的,我坐着一本正经地念关于摇滚乐的东西,整场演出从video到服装、道具,像一台大戏,中间有很仙的全部白色冷调的服装,结束时请了广场舞大妈上台,敲锣打鼓从四周出来,从观众席开始唱。在圈里反映特别好。

 

演完北展,二手几乎拿到了当年所有的摇滚乐奖项。老天开了玩笑,在我们最好的时间来了“非典”,所有活动停止,我只能和梁龙对着喝酒。“非典”过去,二手的劲儿也过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演出市场很差,跌入低潮,我不太做二手了,开始筹备画廊。2006年,二手短暂地和大国文化有一个签约期,出了第二张专辑,大国做这张专辑投入很大,大约花了100万,做完就完了,没有推广,那张专辑无声无息。等画廊走入正轨,我们俩又开始合作。

 

到2007、2008年,放宽了一点,我们开始巡演,站数不多,不像痛仰,痛仰上下半年各有一次大巡演,一年有50站到70站,二手是小规模的巡演,一年十几站。但是巡演的票房很好,都可以卖满,基本上线几分钟票就没了。

 

我们很早就开始设计周边,比如说扇子,小花布,手机壳。我在音乐节看到谁打了一面旗,我说咱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有号召力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做扇子。二手的歌迷最特别,红红绿绿的,我们还纠正手势,不用摇滚乐的手势,做了一个自己的手势。

 

二手还做了“二手村”,像二手村宁波分舵,二手村沈阳分舵,只要去就有一批骨干人员,花花绿绿地站出来,只要有二手就有二手村民。梁龙上台讲一些话,这些话马上在圈里变成流行语。我觉得二手成了。

 

2012年,二手十二周年演唱会,在糖果演出,卖了两千多张票,卖爆了,我和梁龙说,明年我们进工体。

 

进工体不是很顺利。我们很早报批,今天交这个明天交那个,一直没过。临开演前14天,突然批了。因为所有工作都压在批文这儿,每天如坐针毡,批下来反而傻了。我们开会,说到底做还是不做,最后还是做。我翻遍了电话本,把所有人合到一起,齐心协力做了很迅速的推广,崔健、白岩松、田震、徐峥……让他们转发微博,每个人都很给面子,满微博全是二手,短时间迸发了特别大的力量。

 

和当代艺术的联姻对二手玫瑰启发很大。我的画廊给梁龙做过展览,梁龙在他老婆的画廊也做过,梁龙有几个好朋友,东北的做当代艺术的,他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讨。2013年,我找了张晓刚给二手做专辑封面,就是《一枝独秀》。张晓刚的漫画画得特别好,而且国际上艺术家和摇滚乐队的合作非常多。封套里边加了很多纸做的玫瑰花,我预想粗糙的人会把它扔了,但是特别珍惜的人会留着。

 

梁龙是一个有舞台魅力的主唱。我和梁龙都有兰花指,拿杯子我会把小指头翘起来,我太太经常嘲笑我。梁龙有种天生的妖娆,他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最早的时候没有钱,用劣质化妆品,对梁龙的脸部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梁龙创造了新的表演形式,一种属于二手玫瑰的呈现方式。大多数摇滚乐队没有创造出自己演出的方式,或者呈现某个文化面貌。二手占了一个便宜,它的表面形态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怎么着都行,所以二手干什么事儿都是对的,一个摇滚乐队不应该做的、出格的、不可思议的事它都可以做。二手可以用任何高雅或庸俗的东西,只要二手用了,别人就会认为它“很二手”,是被二手调教过的,是幽默的,反讽的。这是二手玫瑰所建立的独一无二的气场。这个场域无限得大。

 

无论在不在乐队,我生为二手人,死为二手鬼,我对二手的感情很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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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黄燎原找了当代艺术家张晓刚为二手玫瑰制作唱片《一枝独秀》的封面

 

 

 

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次音乐节。贺兰山有个房地产商,要和中国十二个艺术家合作,做十二个房子,我和这帮艺术家关系都挺好。艺术家说,这么大个地儿,让老黄来做音乐节多好,开发商的老总在澳大利亚看过音乐节,说这事儿行。艺术家给我打电话,说老黄你飞一趟,我就飞过去,我们俩喝了几杯酒,这事儿就成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做“百团大战”,找一百个摇滚乐队来演出,但是人马太多,最后回归到易于操作的“歌唱的中国摇滚史”。所有成名的乐队都参加了,新乐队是二手玫瑰和左小祖咒,成名人物只有两个人没有参加我的音乐节,一个是窦唯,一个是臧天朔。

 

贺兰山全是我一个人在干,机票都自己定,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么多人叫这么可笑的名字,张楚叫张红兵,最可笑的是牛志强,谁叫牛志强?秋野。挺乐。摇滚乐队定机票最头疼,这些人很散漫,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航班都没了,订房间也是,谁跟谁一个房间,谁不能跟谁一个房间……贺兰山请了18支乐队,对我来说挺崩溃的。

 

何勇和张楚算是复出,何勇上台哆嗦紧张,张楚上台跑调,张楚下来特别地激动说,“燎原你看,我都走调了,怎么大家还欢呼啊?”黑豹最后上台,“今天是我们人最多的一场,主办方告诉我们有4万多人来到了现场。”我做贺兰山之前,除了崔健可能有演出,大部分乐队基本没有。

 

贺兰山有几个有意思的事儿。一是我实地看场地,那土走一步拨一步,这怎么演?我问当地人,这地儿种什么东西最快?我想象的是种高粱,因为张艺谋拍《红高粱》是自己种的高粱,结果他们说,种小麦,比草要长得快。我们就找人提前两个月在野地种小麦,到音乐节,小麦正好长到草一样高,形成固土的作用。二是演出灯光一打,几十万只蚊子就来了,我找老板说这事儿得解决,老板太狂了,直接找飞机撒药,那个药可以进入地下三尺,蚊子基本灭绝了。开演前一天,发现没有批文,我完全是蒙的,找政府,政府已经休假了,最后找到一领导,叫管批文的在舞台下边给我们盖章。我很感谢主办方,我的要求他都帮我解决,真是奇迹。

 

所有媒体都给了巨大的版面,一支一支的乐队介绍,变成周末去旅行的感觉。票价卖得很贵,150元一天,套票三天380元。我提前十天去贺兰山准备,那时没有网上预订,才卖了一千张票,演出头一天,太感人了,全都是外地车,上边挂着摇滚不死的旗帜,每个人像过节一样欢呼,我哭得稀里哗啦。李志不是写说,看了这个他决定做音乐的吗?

 

 

 

何勇是我带的所有乐队里边,我最紧张的一个。

 

1988年,我和何勇认识,我们经常一块喝酒,有段时间窦唯也和我们一块喝酒。有一次在华侨大厦的酒吧,我、罗琦、何勇,何勇说:“老黄你说我多难,我要想做成一个事儿,我左边是崔健,右边是王朔,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2015年左右,何勇进去了一段时间,是我接他出来的。出来以后,他爸说他和你在一起,我们放心,何勇说老黄你带我,别人我不信。何勇的性格是极端的叛逆和反抗,他说什么,你得说“对,就这样”,不能呛着和他说话。第一场演迷笛,他头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老黄我觉得迷笛对咱不公平,咱不演了。我说,你说得对,别演了。第二天我去现场,他给我打电话,说老黄你在哪?我说我快到了,他说我也快到了。如果你和他说,不行,你必须得演,第二天他肯定不去。

 

没办法,他就这么一个人。

 

那段时间何勇一直在吃药,发胖,他说要锻炼减肥,我说你顺其自然,因为你生病了。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经常走神发呆,我和他的医生谈,我说,用药太多影响演出效果,何勇兴奋不起来。但没有减量,我不敢。何勇说,老黄你说我上台之前喝不喝,如果我不喝酒,我上台没状态,喝了酒,我怕到时候收不住。我说,你就喝一点酒,他说,你说得对。上台之前我给他准备一点威士忌,给他倒一杯,我说你就这么着。但有的时候他又把瓶子拿上去,我就有点紧张,看差不多,我上台把瓶子拿走。演一半,我酒呢?我说,你喝差不多行了。他说,你觉得我状态行?我说,行,现在特别好。他需要有人不断地肯定他。

 

很多乐队找我做经纪人,比如张楚要和我合作,何勇说,老黄你已经有我这么一个病人,再来一个病人,你受得了吗?有一个和二手同级别的乐队找我,我想如果我做这个乐队,梁龙会不开心,就没有做。梁龙说,哥,真是感谢,喝一杯。

 

所有乐队中梁龙是最好沟通的。梁龙在乐队有绝对的权威,我不直接和乐队交流,所有的事由梁龙去谈。乐队的所有事儿我们两个协商决定,二手玫瑰发言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梁龙,其他人不能发言,我担心东说一个西说一个,把我推广的思路弄坏了。另外,我会调整每一个人拿钱的比例,比如谁今天有问题,我建议扣钱,不然不长记性,比如谁随地吐痰,我说随地吐痰三次,可以有离队的处罚。我常常说,我们要做正面的事情,不能吸毒,不能耽误团队。

 

从唐朝开始,我形成了公积金制度,我把这个制度也带到了二手。每一次挣完钱,留一个百分比的公积金,最开始是10%,后来缩减到6%。主要用于吃饭,服装,舞美,请助手。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钱到个人的兜里,再让个人拿钱,会觉得不舒服。我不知道别的乐队是不是这样,我们实行了很长时间,公积金可以做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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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7日晚,为纪念“中国摇滚乐势力”香港红馆演唱会举办10周年,当年“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三里屯的九霄俱乐部举行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演出是近十年来何勇第一次个人演唱会,他演唱了《钟鼓楼》、《非洲梦》等10余首新老作品。来自视觉中国

 

 

 

我和好多艺术家一块成长,他们的作品特别好,但没有人看到,2004年,我办了一间画廊想帮助他们,没想到画廊做火了。大家会说,哪个行业好黄燎原做哪个行业。实际上我做摇滚乐,是摇滚乐处于最边缘的时候,我做画廊,中国没有中国人开的当代艺术画廊。我一直觉得我是个见异思迁的人,后来我自己一想,我挺长性,画廊做了15年,摇滚乐做了30年,写作也没停止。

 

近十年我基本在国内待八个月,国外四个月。这两年开始,国外的时间加长,在国外,我可以放空,没有人打扰你,不像在这儿,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我和我太太每天起床以后,吃早饭,看会儿街舞、嘻哈或者“乐夏”,吃完早饭,进入我们的读书时间,一直看到晚饭,晚饭吃完以后,进入我们的电影时间。有的下午,我写小说。

 

在那边,英国古典文学中的情境一下子出现在你身边,那种感染力特别大。我坐在我的花园,看着林檎树,知更鸟,特别想写东西,但你觉得写任何东西都是多余。我们住在南加州,离旧金山很近,我会浮想联翩,想象垮掉派在西海岸,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垮掉派,想着想着,我想不行,我得开车去一趟。

 

我现在热衷于做诗歌试验,写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副词去形容词,打乱结构,把写完的汉语搁到百度翻成英语,再用谷歌翻回来,看看有什么变化,别人看很普通,其实我想得特别多。

 

那天我和徐静蕾聊,我们俩现在都不愿意认识新的人,不想社交。在今年之前,我已经有三年不做采访。今年画廊15周年,美术圈的采访我做了几个,然后是九连。

 

现在好多人找九连做电影音乐,有个新导演也是广东河源人,我问宁浩,宁浩说不错,是有才华的新导演,我说可以考虑合作。但有个娱乐明星找来,我就不考虑,这个人他怎么可能做出好电影,也许我错了,但我觉得一个摇滚乐队,要珍惜羽毛。我不反对商业化,而且我是中国摇滚乐商业化的急先锋,但我不想把它当成玩笑,在我心目中,摇滚乐是个神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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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燎原在洛杉矶,和著名艺术家Tim Haw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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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黄燎原在美国Provincetown的海边

 

 

—— 完 ——

 

题图为2019年,黄燎原在美国Chatham小镇的电影院。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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