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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议程

腾讯大家 2019-08-05 12:33:43

历史就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这句话算是至理中的名言,名言中的至理。极少数大人物拿到了决策权,主导了重大事件的发生,芸芸众生的归属与生活被他们所决定,自知身不由己,也就闲置了大脑,不去多想了。于是大人物都有了“无情”的倾向,相信自己不论做什么,哪怕伤天害理,都是在创造历史。

1938年3月12日,那一天,希特勒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他来到了维也纳,享受奥地利人山呼海啸般的欢迎。从各政党到教会,以及普罗大众,都为奥地利加入纳粹德国的版图而兴奋,投赞成票的比例高达99.75%,希特勒随即在奥地利巡游一圈,满载掌声和鲜花而归。

机会主义者的议程德国吞并奥地利

这件事,看起来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的最好印证,我们站在事后,会觉得当年向希特勒让步的人们都十分无脑,仿佛失去了判断力一样。不过,回到当时的情境里去理解,又会如何呢?我们至少会发现两个因素,第一,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的确国力大涨,在欧洲大陆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吸粉无数,不要说传统上与德国渊源深厚的奥地利,就连德意志的传统敌国――法国,都兴起了一股崇拜德国的风气;另一方面,除了德国之外,英、法这一对最有能力制约德国的欧洲强国,其首脑都堕入了所谓“绥靖”的谬误里,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都为了避免战争,而在与德国打交道的时候且战且退,使得希特勒得陇望蜀,胆子渐渐变大。

德国人在希特勒的时代展现出了所谓“雅利安人”的种族魅力,他们英武、体面、民气旺盛,尤其是,与迟疑、惶惑的法国人不同,德国人还很团结,因为他们都憋着一口气,走出一战和《凡尔赛和约》以来,被其他欧洲强国加在自己头上的耻辱。在《议程》这本获龚古尔奖的小书里,我们看到1933年2月20日,24个德国工业巨头在德国国会大厦会见当时的国会主席,纳粹党二把手赫尔曼・戈林的场面。克虏伯、西门子、拜耳、欧宝、匡特等等,一个个仪态森严的大人物都同意支持纳粹的战略:逐步吞并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他们的后盾,以希特勒、戈林等为核心的纳粹领导群体,是不敢轻易施展种种“无情”的。

机会主义者的议程《议程》,[法]埃里克・维亚尔 著,孟湄 译,启皓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

纯从战略角度上来看,1933年2月之后这五年,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施出的手段,堪称一套“组合拳”。他们精准地抓到了奥地利政局里的漏洞:那个国家背负着帝国的遗荣,却为经济危机所苦,他们的党派多而矛盾深,政府首脑忙于镇抚其他派别的势力,德国人于是找到了干预的机会,扶植起了奥地利的纳粹党。

1934年,正是纳粹党徒刺杀了总理陶尔斐斯,让更听话的许士尼格上台,在奥地利推行一条德意志化的路线。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将英国首相张伯伦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让张伯伦相信,德国人只想要回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些,绝不会贸然挑起战争。

许士尼格有一本回忆录《奥地利安魂曲》,对这本书,《议程》的作者埃里克・维亚尔研究了很久。维亚尔写小说,也做电影,揣摩人物心理是他的本行:这个受制于人的首相,究竟在想什么?他是否低估了希特勒的无情,或者,他是否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能够在德国的威胁下捍卫奥地利的尊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机会主义者的议程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938年2月12日那天,许士尼格受召,在贝希霍夫面晤希特勒,维亚尔说,这是“最为诡异最为离奇的一场戏”,也是许士尼格回忆录里最痛苦的一章,纳粹的战略早已拟好,奥地利早已是德国的囊中之物,许士尼格面前没有第二个选择,可是他必须经历这一场煎熬,必须亲耳听取对他和奥地利的死刑判决。在写会晤场景的时候,维亚尔心里已经在勾画电影画面了,这个许士尼格,在等待判决和抱有幻想之间,应该拥有怎样的一种悲剧性的仪容。

贝希霍夫会晤和五年前国会大厦的密谋,只是奥地利沦亡过程中的两个时刻,要想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议程》当然不是最优选项。《议程》完全是一个作家的个人选择,他的视线紧盯着具体的人:古斯塔夫・克虏伯、许士尼格、里宾特洛甫,以及纳粹向奥地利安插进去的内政部长阿图尔・塞斯-英夸特,等等。当他们处在抉择(或别无选择)的时刻时,时间被切割到最小,凝固在他们的脸上,像是古斯塔夫・克虏伯,这位克虏伯家族的中心人物,在尚未见到戈林的时候“面带愁容和不安,机械地在手指间转动着一枚漂亮的金指环”。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机会主义者的议程古斯塔夫・克虏伯

不管你称之为“阴谋”还是“战略”,德国反正是成功拿下奥地利了。了解过1933年春到1938年春之间发生的事情,再看维也纳人欢迎希特勒的场景,就觉得不能叫“无脑”。那时维也纳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纳粹拥趸,他们的拥护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诚心相信,被德国兼并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幸运,是值得骄傲的事。他们也知道,城里的犹太人要被牺牲掉了――那是希特勒明确地要清除的劣等人:牺牲就牺牲吧,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希特勒入城的时刻,若干犹太人选择了自杀,给报纸增加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边角料。

即使事后被认为是大错特错,维也纳人对于那一天的事情,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维亚尔没有挖苦他们,他写了几个问句:“那些因为热情而疯狂的姑娘,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她们的微笑呢?她们的无忧无虑呢?那一天她们的面容那么真诚,那么快乐!1938年3月的那场万众欢呼后来如何了?如果在今天,她们当中有人在屏幕上认出自己,她会想什么?”

机会主义者的议程

他问得很谨慎,没有丝毫鞭尸的意思。因为他知道,有多少人会为之懊悔,懊悔自己当初没有看清纳粹的真面目,就有多少人对事后的历史定论嗤之以鼻:成王败寇而已,只不过是因为德国战败了,我们奥地利人才背上了纳粹帮凶的罪名。

现当代奥地利文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小说家都暴躁。无论是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耶利内克,还是一线名家如托马斯・伯恩哈德、伊尔泽・艾辛格尔,看面相,看文字,都是些爱发脾气的人。在他们眼里,奥地利保守,堕落,从来不敢正视自己在纳粹时代犯的错误。不仅如此,到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奥地利极右翼力量还显著地增强,再掀排犹运动。读《议程》时,不妨参考伯恩哈德在《历代大师》里说的话:“奥地利人与生俱来地掩盖……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卑鄙的罪行,他们是与生俱来的胆怯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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