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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广州外国人的故事|正午书架

正午故事 2020-05-18 01:31:00

编者按:《南中国的世界城》是人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和他的学生林丹博士、杨玚硕士的著作。三人在2010年至2015年,分不同时段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了广州的广园西、小北等地区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人际关系和生意往来。该书试图真实的描写广州的全球化以及中国最多元文化城市里的中外关系。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由于这些访谈是多年前进行的,部分信息已有变化。


五个广州外国人的故事|正午书架


我们过去三年认识了数百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人,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梦想。正如世界其他地方,广州的外国人在很多方面也经历了不一样的待遇。从发达国家来的年轻人来广州这样的地方,或许是为了寻找自我,但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是想赚钱脱贫和帮助家乡的亲人。此外,在广州这样一个背景比较多元的城市,欧美人和东亚人所经历的似乎完全不同于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中东人。下面所述的外国人视广州为临时居所,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阶级、肤色、年龄和性别,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他们诉说了今日广州城内外国人的经历有多么不一样。

布拉德(Brad)

布拉德是年近30岁的加拿大自由撰稿人,他在第一次见到我和林丹时就说:“我来广州是为了让自己洗心革面。”他曾在加拿大做记者,对日复一日报道相同的新闻感到厌倦,于是打包行李来到亚洲。“我在韩国待了两年,去年来到广州,在这里我有比加拿大更多的机会,可以写新的东西,开拓事业。”对于在珠江新城寓所内混杂的外国居民,他评论道:
单单我所在的大楼里就有巴西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哥伦比亚人等各色人群。我有一个俄罗斯朋友,他贩运苹果手机的外壳,刚开了一家做这个生意的公司,将产品运到西伯利亚。我的室友发货到德国,已经在这里待了六年。我另外一个室友去年底才来这儿,不久前运送了减肥药片到哥伦比亚,他现在倒卖洗发水——对,他做仿冒品生意。两个室友会讨论怎样发货。我还有一个来自阿根廷的朋友,进口红酒到中国市场。另外我有一个比利时朋友,拿公司的报酬驻留在这里,好像是做家电或餐具生意。不,签证不是问题,不过我们不时要去香港给签证续期。
我来中国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开始做了教师,但后来辞职了,尝试成为记者。如今我为不同的网站工作,撰写比在加拿大更广泛和有趣味的文章。我想学习中文,但这里的外国人总能找到与人沟通的办法,不论是通过谷歌翻译还是朋友。我的一些朋友有的教书,有的经营酒吧,还有许多人做贸易。任何人都能教书,因为他们是白人,而且有大学学位,但他们尽可能从商。很多人像我一样,来这里创业和寻找自我。
布拉德有典型年轻人的精神,在世界范围追求更美好的人生,而不局限在家乡。与布拉德所说在广州“洗心革面”的类似故事,或许在近几十年的中国香港、东京、首尔也有耳闻。在其位于珠江新城的居所附近,在他的公寓大楼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外国人正在经商,或从中国出口产品,或把产品进口到中国。他说有些朋友从中国出口国际名牌的仿冒品,属于非法行为,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的朋友也有其他职业,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和来自富裕国家的人。布拉德所指的年轻外国人是白人,他没有提到非洲人、南亚人或中国人。据布拉德讲述,即便白人创业或在专业道路上失败,也总能做英语教师,显然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肤色,而非语言水平。在此文化背景下,不论未来前途如何,布拉德通过英语实现做记者的梦想,而并不需要学习中文,同时还可以寻找自我。

奥马尔(Omar)

奥马尔30多岁,来自一个阿拉伯国家。我和林丹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喝茶和吸水烟。当时,他要求林丹做他的第二个妻子,尽管被拒绝的时候他毫不吃惊。我们第二次见面时转喝啤酒了,他告诉我们:
我在广州开始喝啤酒,我是来这里学新事物的!家里的人不会知道我喝酒。人心肠都软,但千万不要过界,如果你偷了钱,这是不行的,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对,我每天做五次礼拜,我们为礼拜而生。家乡有很多供人做礼拜的清真寺,这里只有几座清真寺,你有家人,我没有家人。我在家乡找不到啤酒,不像在这里;我在那儿找不到女人,但这里总能找到。
在中国做生意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很容易找到货源,你只要写电子邮件即可。中国的老一辈不会讲英语,但是年轻人会讲。广州是安全的城市,没有黑帮和罪犯,你可以安心地把钱存在这里。但是,中国厂家会和客户起冲突,每次你都能遇到麻烦事,订了货(当然是仿冒品),他们就改变了价格和材料,因为他们想用低价留住客户。当他们拿到两成的订金,也许就开始玩弄你了,因为他捉住了你的辫子,你跑不掉了……当你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仿佛双目失明,我有些同乡人娶了中国老婆。如果娶了中国人,就有更多生意了!但这很可怕,我痛恨中国女孩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太喜欢钱了,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其他人这么爱钱!
我来中国已有两年,主要替中东客户做商贸中介,顾客付的中介费就是我的收入来源。我只需要十个大客户。有些商人从我的国家带来一两百万美元,有些只带了一两万美元,他们在酒店吃住花费上五千美元,剩下的钱用来进货,他们每两三个月可以赚两万美元的利润。他们以3.5美元的价格买入一样东西,然后以9美元或10美元卖出——对,有三倍利润。我收取5%的中介费,对比他们的利润确实是微不足道。中国需要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欧美、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国家不需要我这样的人!他们不会给我签证。我想在这里留三年,然后回去,但是中国政府也许会替我做决定。我曾被迫去马来西亚续签中国签证,当我回到广州,感觉自己回到了家乡。中国的生意比其他地方都红火!不过也许几年后就不同了,汇率越来越差,厂家工人的薪水越来越高,也许商人会转到印度、孟加拉国或越南。

艾米(Emi)

我和林丹在一间餐馆邂逅了艾米和她的朋友,当晚我们一直与她交谈。她来自埃塞俄比亚,到广州主要参加广交会。年近 40岁的她,丈夫是信息科技专业人士,并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育有一个儿子。她在那里经营了几间售卖女性服饰的精品店。
我在广州已经住了六天,来中国以前我在曼谷验货。我已经造访广州几次了,但我不太喜欢中国,在这里做生意很容易被骗。曼谷人也许会骗你钱,但在中国,你拿到的产品质量都颇差。我拥有大学商学院学位,在欧洲也受过教育,但中国人觉得我就是个穷非洲人,所以他们不为我们制造优质商品。我不是说中国不好,我在迪拜也有相同的经历,阿拉伯商人告诉我:“你不会买这些昂贵东西的。”他以为因为我是女人,不懂得做生意,就像中国人一样以为非洲人都是穷光蛋,但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曼谷和其他地方找到自己喜欢的服饰,然后在这里制造我个人品牌的仿冒品,家乡的人不在乎这些是不是仿冒品。对,我的顾客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比较富有。埃塞俄比亚人都以为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就是差,但我想告诉我的客人有些中国制造的东西很好,只要你愿意付钱。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绝佳的国度,你应该来造访我们!是的,我们的政府做了些坏事,但那里是个安全的地方。我想赚钱,不过对我来说旅行比赚钱更重要,去旅行和看世界是多么美妙啊。我不住小北,而是入住较大的酒店。这里很棒,不过太贵了!
广州的女商人往往来得快、走得也快,逾期滞留者和长期居民几乎都是男性。艾米代表了逗留时间较为短暂的女商人,但她在其社会阶级并不多见。她属于非洲的上流阶级,旅行的目的是娱乐多于经商,而且她寻求优质的中国产品,以卖给中产阶级的顾客。她的中国厂家不明白这点,正如她的迪拜厂家一样,显然出于大男子主义,以及误以为所有非洲人都只要低于标准的产品。艾米卖给埃塞俄比亚客人的中国产品是高质量的,尽管它们是仿冒品,但她让那些有钱顾客知道中国也制造优质货。因此,她是中国产品在埃塞俄比亚的宣传大使,但她的中国供货商却不给力。

 汉斯(Hans)

汉斯是西欧商人,1974年后就已经在亚洲了。有一天凌晨 3点,我在一间咖啡馆里碰到他,那里坐满了观看世界杯球赛的尼日利亚人,他当时是唯一的欧洲人。后来在36摄氏度的热天,我和林丹又在一家户外茶馆见到他。他狐疑地打量我俩,终于愿意跟我们说话了,条件是我们承诺把他的名片派发给所有他认为我们熟识的公司。他说:“我能做合并和收购、商品供应、技术规范”,但显然他没有办公室。他称自己只为大企业工作:“25个人的公司?那是我接触到规模最小的了。”他为那些想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他曾经与一名泰国女子有事实婚姻,育有一个儿子,但妻儿都死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他告诉我们:“为了逃避那一切,我搬到了中国。我在欧洲的电视新闻看到海啸,我们住在那个海滩边,我知道一个海浪把他们卷走了。”他的故事太戏剧化了,但他诉说的神态令我们感觉确实是真的。他想再婚:“我不愿意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不想娶中国姑娘,因为我不相信她们,她们被家人所逼。西方人对爱情有一套道德约束,但中国女孩就没有。对,我的梦想是再次结婚生子,我已60岁了。”
汉斯住在小北最贫困的登峰村。我问他:“你住在这里是因为没钱,还是因为你比较古怪?”他回答道:“其实两者皆有。”尽管他住在非洲人聚集的地方,却丝毫不喜欢非洲人:“白人和非洲人的区别在于,白人有道德观,而非洲人却没有,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兄弟撒谎。”他也非常不喜欢中国的年轻人。他在遇见我们之前曾与一名中国男子开会,那个人的名片印有博士头衔。汉斯看了那个人的简历,发现其中文写得非常不专业,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汉斯告知了那个人。他对我们说:“中国企业会聘请从西方大学毕业的中国年轻人,那个人一定非常傲慢,什么东西都不晓得!”汉斯很想找一个懂技术和有语言功底的中国合伙人,他承认自己的商业价值并不高,但欧洲企业为什么要聘用他,而不去聘请一个中国人?大公司怎样才能找到他这样没有办公室的人?他还在摸索中。
我们不清楚汉斯所讲的故事有多可信,但大致感到他的人生确实如他所说的,他脱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熟悉亚洲的欧洲人曾经在企业顾问巿场很吃香,但随着数十万计持有外国大学学位的中国“海归”回国工作,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汉斯不是像一些我们认识从发达国家来到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侨民般是酒鬼,也不像其他一些人是性成瘾者。他的时代已经过去,除非碰上好运,否则就在异域身无分文地老去。
艾米和汉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广州的外国人并不以国籍、肤色和性别来界定:艾米家境富裕且受过教育,尽管她是来自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黑人女性;而汉斯既贫困又彻彻底底地处于绝境,虽然他是来自富裕国家的白人男性。艾米因为其非洲女性身份在广州备受歧视,但汉斯却因为其欧洲男性身份而得到好处。不论如何,艾米是国际精英,拥有美好的现在和未来;而汉斯尽管会吹牛,其人生却似乎陷入向下滑落的旋涡。国籍、肤色和性别确实重要,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阶级和人生发展方向的变化。如果不是因为印度洋海啸,汉斯现在也许是住在泰国沙滩旁的幸福住家男人,但他的人生之路并非如此。
 

薇薇安 (Vivian)

薇薇安是非常年轻的肯尼亚女性,她付佣金给中介来到中国当教师,可是这个梦想从未实现。
我是这样来到中国的,他们告诉我们能来这里工作,我付了3500美元。我们从北京坐了三天火车, 去到一个穷乡僻壤——整整三天,不能洗澡,没有食物。他们答应我们有月薪7500元人民币的教职,但根本没有这个工作。那个肯尼亚女人害我至此,我真想掐死她!她在肯尼亚进了监狱,也许她认识警官或者是谁,入狱没多久就出狱了。我后来的生活还算不错,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在一间货运公司做前台。五年后我会去哪里生活?迈阿密的公寓,或者泰国的沙滩小屋。
她曾嫁给一个欧洲人,与他分手之后,因为害怕对方来肯尼亚跟踪她,于是逃到中国。我问她未来职业前景如何,她提起自己有可能成为性工作者:
我是否考虑过这种类别的工作?唉,你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有钱人付给你可观的价钱。如果站街的女人当晚收入不错,能赚200元人民币,一个月下来扣除杂费,就只有3000元,这不过是赚零花钱。也许你能挣更多钱,而这取决于你的阶级以及觅食地点。高级夜总会只服务白人和中国人,我曾尝试走进去,但被告知他们出于名誉原因不允许黑人入场,除非我认识那里的人。
为了进入这个行当,我必须穿着得当,我已经有假发和假指甲了,现在只需要化更浓的妆和穿得露骨一些。性工作者停不下来的,因为挣得不错!好比你偷了糖果,就会继续这么做。我没办法控制自己存够钱后会停止这种行为,因为挣得太好了,我宁愿坐飞机回家。这栋楼里,也许99%的人都认为我是妓女,事实上我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我在这里没有自己的生活,从办公室回到家只会打开电视。我去过两次夜总会,我想结婚!但是教堂里的男生不太好,他们谎话连篇!他们只是躲在教堂里面!
在这次谈话的数周后,我和林丹带薇薇安来到珠江新城的一间酒吧,当时一个有钱的中国公司老板坐在附近,他问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薇薇安很害羞,且因语言不通,林丹为其翻译了一个小时后,她开始向他展示自己的模特照,老板表示会在公司产品册上登出她的照片。后来,我们得知她并没有成为公司模特,而是去了一间欧洲餐厅工作。
像艾米一样,许多在广州的非洲女性都是商人。但在外国商人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时,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性工作者的市场。广州的性工作者有中国人,有时候也有中亚人,但如果来自非洲的话,则多数是乌干达人和肯尼亚人。她们有的被贩卖至此,有的受到胁迫,但往往都独自经营着生意。据薇薇安说,她不是性工作者,但由于她面貌姣好,被许多周围的男人看作是那种人。她的目标更高,追求并和有钱人保持长期关系。她告诉我们自己曾有一个欧洲丈夫,但她觉得对方太年长无趣了,太工人阶级了。她为了躲避丈夫来到中国,结果遭到中介蒙骗,不过最后走回正道,而她现在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尽管她在中国感受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别,致使在决策上犹豫不决,但她头脑十分清晰。也许她能实现人生目标,不仅嫁给富有丈夫,还能摆脱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到更富裕宜居的地方生活。

阔绰的外国人,贫穷的外国人

上述勾勒出的多个人物,形成了一个随机的组合:我本可以记录下我们采访和记录下来的任何两百多人。我挑选这些人有两个具体原因。第一,他们诉说的故事十分精彩。这些人很有趣,不仅因为他们的人生境地,也因为他们很愿意讲自己的事情,不论是描述令他们陷于困境的悲剧,例如在印度洋海啸中失去至亲,或是优雅地回答一个人是不是性工作者的问题,甚至坦言自己买卖仿冒品、没受过高等教育等。很多人不会如实说出自己的人生故事,但这些人做到了。为了掩饰他们的身份,我给他们起了化名,有些情况下还更改了其国籍、年龄和一些其他背景资料,只留下他们故事的关键元素,以保护他们不被辨认出来。
第二,这些人体现出全球范围的南北分化,亦即我此后称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以及这些分化可以怎样弥合。有些受访者来自接近全球层级顶端的北美,有的则来自接近底端的非洲或中东——这并非取决于他们挣多少钱,而是他们来自哪里以及掌握何种社会资源。还有些受访者,艾米和汉斯,他们逆转了种族阶级,非洲女性艾米攀至全球顶端,而汉斯则是滑向末端的欧洲男性。薇薇安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凭借自身努力在全球阶梯中爬升。这并不反映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在说他们有多少钱,而是指他们在更大的全球版图中的位置。
来自非洲上流阶层的艾米,将优质的中国产品带给阔绰的客人,但愿中国厂家不会欺骗她。艾米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还存在于国家内部。
奥马尔也想赚钱及积累声誉,但方法不同,他们把假冒伪劣产品发货到非洲和中东地区。这种商贸不一定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但正如奥马尔所说,发展中国家公民更倾向于购买便宜产品。这也是因为中国与美国、西欧和日本不同,制造很多这样的产品,而这也是广州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公民正在进行的贸易。即使艾米的产品相对优质,但也是仿冒品。薇薇安显然寄望从发展中国家走到发达国家。拥有美貌的她令周围的非洲人以为她是性工作者,但这也为她带来许多机遇。相反,汉斯的际遇却是从发达国家来到发展中国家,这位有个人风格的欧洲人,是位亚洲通,但因为个人悲剧和生活在不属于他的年代,陷入如今的境地。
这是一种相当粗疏的描绘:这些人当然比我的分类更为复杂,我只是藉此展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它在广州和各色外国人之中无处不有。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或多或少都意识到这种混合状态。



——完——

 

题图:小北地下通道,Gene Parulis 摄,原载于《南中国的世界城》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为正午提供图片和文字版权。

五个广州外国人的故事|正午书架

《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麦高登与林丹、杨玚|著,杨玚|译,香港中文大学,2019年

本书根据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年出版之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 The World in Guangzhou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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