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无健康码被公交拒载背后:科技围墙之外,我们还有1.9亿老人

新浪科技新闻 2020-09-19 00:23:24
老人无健康码被公交拒载背后:科技围墙之外,我们还有1.9亿老人 老人无健康码被公交拒载背后:科技围墙之外,我们还有1.9亿老人

根据数据统计,仍有超1.9亿老人未曾接触过互联网。这1.9亿老人,都将如老人陈秀银一样,在一线城市或偏远的农村一隅,努力着去跨越或适应科技进步在无形中形成的那堵“围墙”。

作者:田进

封图:图虫创意

导读

壹  ||徐蔚作为二维码扫一扫专利发明者,他表示,扫一扫技术的初衷是让全世界的人更好的去使用这项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步。对于如何去解决无法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阻的问题,徐蔚认为这是政策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贰  ||同众多科技产品一样,当下,健康宝仍面临着一些质疑。比如个人信息安全,亦或是部分人群出行困难。是健康宝开发团队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叁  ||  即使已有三年的智能手机使用经历,老人李秋发现,自己仍没办法做到像年轻人那样将手机的便利渗透至生活的每一处。

预约凭证”检查通道像一道隐形的围墙,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入口处分成了两个世界。

9月8日下午2点。通道内侧,医院运行一如往常,患者拿着挂号凭证走向各自预约的科室;通道外侧,拖着行李箱操着南方口音的男生、抱着孩子坐在台阶上的女人、三个窗口前近十米的队伍、拿着手机围在工作人员旁咨询的人群,在太阳光毫无遮掩的照射下,混作一团。

出于疫情防控,这家医院从4月开始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就诊制度。当下,对于非急诊患者,只能通过医院官方App挂号或者医院门口的自助机挂号。只是,自助机放号时间会比App慢一个小时,这意味着自助机开始放号时,专家号可能已被抢完。

下午2点20分,一个穿着朴素、皮肤稍显黝黑的中年男人,和其他人一起围站在负责讲解的工作人员一旁,在前一个人结束提问后,他立刻将自己的手机凑到工作人员眼前,询问下一步如何填写。工作人员讲解了几句之后,他似懂非懂,窘迫、不安的情绪在他脸上显露无疑,不过他还是把手收了回来,低头继续自己的手机信息填写。

去年此时,他还是在医院大厅挂的号。

如此反复几次,历经二十几分钟,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注册,只是当周想挂的专家号已经预约满。他向经济观察报表示,自己是特意从陕西过来复查的,现在他只能等待着新一轮的放号。此刻,距离他抵达北京不到5个小时。

通道外的窘迫,家住北三环的陈秀银也曾经历过。

一周前,她自己就曾单独来过这家医院,但在刚抵达时便被工作人员告知需要通过手机扫码下载医院的App并注册以及预约挂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她下载完App,只是,注册时又让她犯了难。“我80多岁了,眼睛不好使。注册时,好不容易填写完一个界面,马上又跳出另一个界面,光地址和身份证号就要填写好几次。”

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打电话求助自己的外孙女周末来家里帮自己注册预约。

这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手机信息填写不便而找外孙女帮忙。

6月27日,陈秀银第一次因无法扫健康宝而被社区便民超市的工作人员拦下。“那家便民超市之前经常去,也只是测体温,那天早上突然要求扫健康码进超市,当时我连健康码是啥都不知道,平常出入小区都是靠出入证,当时我就和几位老人提出意见。只是,超市工作人员坚持说按照防疫要求必须出示手机健康码,我们理亏,没办法,家里又只有自己和老伴,只能当天下午让外孙女特意赶过来帮自己注册以及教自己如何使用。”

此后,每次出门买菜前,陈秀银都会检查一遍自己是否带了手机。

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为6057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这意味着,仍有超1.9亿老人未曾接触过互联网。

这1.9亿老人,都将如陈秀银一样,在一线城市或偏远的农村一隅,努力着去跨越或适应科技进步在无形中形成的那堵“围墙”。

技术人员的初衷

“如果一项科技产品生产出来,中国14亿人都要用吗?那生产电脑的人是不是反人类?现在我们已经能达到低成本的去普及技术,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怀疑是别有用心。电脑发明出来到今天,中国有多少人能使用?那是否说明电脑产品是搞全民歧视?这不是很滑稽的问题吗?”

面对科技产品是否有隐形门槛的提问,凌空集团创始人、二维码扫一扫全球专利发明人徐蔚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徐蔚认为,电脑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沟壑,扫一扫技术已是在试图更快的拉平世界、带来更多便利。“有时候我们不能吹毛求疵,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2011年,徐蔚提交扫一扫专利申请(包括一维码、二维码、多维码等的扫一扫)。此后,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扫一扫的专利权。当下,任何使用扫一扫技术的App都需向徐蔚支付专利费用。

在徐蔚眼里,此次健康宝扫码尤其是苏州文明码的推出,正好贯彻了自己在2012年提出的关于“扫一扫”应用场景的理念。

徐蔚解释称,“扫一扫”的前身是数字人理念。数字人即人的数字化行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智能手机,那么他的数字化行为就很少,但是不影响他具备数字化(只需要配一个智能手机)。通过扫一扫,能将人的行为、位置等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并传递。“比如通过扫健康码,我们就能将人物、时间、地点等转换成数字信息叠加到原来的码上面并生成一个新的码。”

9月3日,苏州市推出“苏州文明码”,徐蔚表示,苏州的文明码实际上更符合自己的数字人理念。“文明码将个人倒垃圾、闯红灯、做公益等行为都转换成数字信息,可以通过对数字信息的管理从而实现对人的行为进行管理。数字人理念也是这样,人的每个行为都可以生成一个码(如根据一个人的健康状态生成一个健康码),但人的行为有很多种,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发码中心,将人的各种行为统一为一种码,此时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人品指数,发码中心可以根据个人的所有行为来对人品指数进行加减分。

只是,在苏州文明码推行5天后,即被标注“测试结束”,宣告了文明码的下线。

不只是对文明码的质疑,疫情期间,多位老人因没有智能手机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限的新闻,给扫一扫这项技术带来了更多的非议。

徐蔚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表示,作为专利发明者,扫一扫技术的初衷是让全世界的人更好的去使用这项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步。扫一扫技术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其实,因为二维码技术在日本推进慢,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只是他们还没有像我们一样体会到扫码支付的便利性。如果是你,你愿意回到需要带钱包、银行卡出门的时代吗?”

对于如何去解决无法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阻的问题,徐蔚认为这是政策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徐蔚表示:“理论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不是问题,现在便宜的智能手机可能就几百块钱。申请微信以及绑定银行卡都可以让子女帮忙。扫一扫技术本身并没有门槛,是面向全民的。即然现在把扫健康码当作出行标准配置,那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老年人得到并使用智能手机,这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来做。”

科技产品的演变

相比于徐蔚专注技术本身,中关村(8.820, 0.26, 3.04%)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的CEO李浩浩更习惯从产品体验去谈论一个科技产品。

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我看来,科技的两面性主要是因为科技产品没有发展到位。类似于我们公司的人脸识别产品,当把人脸识别面板设置到门禁上时,它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

3月1日,李浩浩带领着他的团队协助市委市政府,联合多方团队共同开发了健康宝。在他看来,健康宝的完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产品典型的完善过程。“健康宝的诞生与更新其实都是倒逼的”。

“比如健康宝的应用场景很关键——老人可能马上要进社区、上班族马上要进园区打卡,如果软件半小时不能用,那怎么办?所以软件不能出问题。可是软件又面临着大流量的同时访问,尤其在早上9点左右,上千万人迸发使用,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技术上去解决的难题”,李浩浩表示。

直到现在,李浩浩还清晰的记得,疫情期间健康宝三次问题出现的时间。

除了终端用户体验的倒逼,还有政府需求与政策的驱动。

1月25日(大年初一),李浩浩就接到政府防疫产品开发的任务,主要解决规模以上企业员工个人健康状况实时掌握的问题;1月27日,为应北京7000余个社区的居民信息精确掌控需要,公司开始开发疫情报送系统;2月13日,为应对外地返京的庞大人流信息掌控需要,公司的京心相助1.0上线;3月1号,健康宝上线。

李浩浩介绍,健康宝的诞生是因为当复工复产到了一定阶段,商场、餐饮等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老百姓(81.000, 2.25, 2.86%)去的地方更多,此时每个人需要有一个健康证明出示给不特定的地方,相当于自己的健康信用,健康宝应运而生。

回忆起健康宝刚开始推出时,李浩浩表示,当时主要是政府需求去驱动改变。“每天早上8点,政府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增加哪些功能;中午12点,我们带着需求回到公司并讨论如何转换成具体可开发的功能,讨论结束后经常已是晚上8点;晚上8点,技术团队就开始熬夜开发;第二天凌晨6点,按照要求新版本上线。2个小时后,新的一轮更新讨论又开始了。我们技术团队70余人,经常连续一干就是48个小时,大家都熬的不行。”

此后,健康宝仍经历了三次大版本更替以及不计其数小版本更替。

“中后期主要是根据用户的反馈、政策的变化、政府的需求来进行三者结合完善。比如某地区风险等级改变后,健康宝需要实时更新相应的数据,从而实现该地区人群健康码颜色的改变;一些用户反馈个人照片无法更换,健康宝第二次版本更新便完善了此功能。”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同众多科技产品一样,健康宝推出后,李浩浩还面临着企业是否会获取个人信息的质疑。

他表示,一直以来,健康宝上个人填写的信息数据均完全由政府掌握,企业相当于只架构了一个数据通道,对于最终的数据平台,政府有着最高等级权限,而企业是没有任何权限的。实际上疫情管控也是一种应对公共事件产生的一种公共管理,这种公共管理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信息的委托管理。就像办身份证,需把个人信息委托给公安局托管。

历经三次更新后,当下,健康宝仍面临着一些质疑。

李浩浩表示:“我也注意到部分人群因无法扫健康码而出行受阻的新闻,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案。当下,公司人脸识别的产品已经开发出来,社区可以利用门禁面板或者手持终端进行人脸识别,个人健康码信息和体温便会显示出来,这样就等同于一次健康码扫码。”

对于人脸识别产品的最新进展,李浩浩介绍,目前,北京市在政策上已允许人脸识别产品的应用,也在海淀区等一些地方开始试点。“未来,产品肯定要推广,因为这将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安装人脸识别产品成本不是特别高,一台价格在上万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每个社区出入口都有大量的人员值守,短时间内可行,但长期来看,安装产品的成本肯定比雇佣保安的成本更低。”

不止于此,李浩浩还在发力为老人提供其他健康码验证场景。

李浩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现在公司开发的面板可以装多种模块,比如可识别nfc(识别公交卡、门禁卡、银行卡等)。下一步,老人甚至只需授权门禁卡识别就行(刷门禁卡将等同于扫健康宝),机器通过识别出老人的门禁卡,即可显示老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健康码。“这背后,是将科技手段应用于具体使用场景的创新,更是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的实践。期待科技能为百姓带来更多安全和便利,让生活更加美好。”

用户的无奈

2019年12月,二维码发明者原昌宏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表示,二维码在日本迟迟没有普及的一个原因是日本老年人多,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比较困难。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中国如何让老人家拼了命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作为河南安阳农村里为数不多拥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李秋现在已经能熟练的使用手机视频通话、发语音、拍短视频等功能。

“最开始是儿子让学的,也不难,就是点几下屏幕的事。因为每年学校一放假就会去北京接孙子回河南,开学时再把孩子送回北京上学,学会视频通话后能让子女随时看到孙子的情况。至于说怎么下软件、注册之类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识字不多,都是当初我儿子帮我弄的”,李秋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2019年12月,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总体偏低,未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老人占比最高,超过老年总人口的70%(其中未上过学的占29.6%)。报告同时表示,教育素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在获取信息、使用电子设备等方面都有较大困难,很容易被社会所排斥,其生活质量极大可能会降低。

即使已有三年的智能手机使用经历,李秋发现,自己仍没办法做到像年轻人那样将手机的便利渗透至生活的每一处。

李秋表示:“比如在网上买东西有优惠、用手机预约出租车、餐厅的扫码点餐、看手机地图就能知道出行线路。这些听起来很便利、年轻人划几下屏幕就能做到的事,对我来说步骤还是太多了,平常也没什么用的机会,所以一直没学会。”

在她眼里,科技“围墙”内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如果回到河南农村,没手机或者不会用手机付钱,照样能正常打车、买菜、上饭馆吃饭,还不用担心钱在网上被偷。就怕有一天,我们这里也和大城市一样,缴电费都只能用手机交,那才是真犯了难”,李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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