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ZAAR未公开档案――总有一条颠覆你的认知

1867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两年后，《Harper's BAZAAR》在纽约悄然诞生。翻开内页，巴黎最新裙装草图旁印着编织蕾丝教程，马术服设计图下还附赠蛋糕配方。

在那片重建中的土地上，它要做件新鲜事：把欧洲贵族的穿衣镜搬到普通主妇的起居室，让刚放下粗重家务的双手也能触碰丝绸褶皱——在之后的150多年间，这本杂志悄悄拆解起所谓时尚的高墙，让每个翻开它的人，都能在指尖摩挲过书页时，听到自由的声响。

纽约富兰克林广场的Harper's出版社

关于BAZAAR的传奇，或许早已被反复讲述。但今天梳理的这13条冷知识，试图从历史的褶皱中抽出一根隐秘的丝线——它们并非尘埃下的旧物，而是映照着时代的体温。

1867年，哈珀家族的四兄弟在纽约创办了《Harper’s Bazar》。当时，哈珀家族早已是出版业的巨头——旗下的《Harper's New Monthly》以文学深度著称，《Harper's Weekly》则以犀利的政治漫画闻名。四兄弟中年纪最小的弗莱彻，在偶然发现柏林出版的一本名叫《Der Bazar》的杂志后，萌生了创办《Harper's Bazar》的想法。

哈珀家族四兄弟，最左为弗莱彻

他认为，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个新的休闲阶层，因此有空间出版一本面向富裕女性的杂志，指导她们如何在现代世界生活得更好。在说服了其他三位后，《Harper's Bazar》诞生了。

来自柏林的时尚杂志《Der Bazar》，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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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BAZAAR的创刊主编玛丽·路易斯·布斯（Mary Louise Booth），几乎无人不知。但鲜有人知的是，她在入职之前，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记者和翻译，精通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也是《纽约时报》最早的女记者之一。她还积极参与妇女权利和选举权运动，甚至曾因翻译一本反奴隶制的书籍，获得了林肯总统亲笔撰写的赞扬信。

玛丽·路易斯·布斯

正因布斯的身份和经历，BAZAAR从创刊号起，便以时装插画、园艺指南与参政讨论吸引着无数的战后女性，成为上层女性的“隐形课堂”，以及南北战争后女性的精神寄托。如弗莱彻所希望的那样，这本杂志成为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吸引着不同阶层与地域的人群。

早期的BAZAAR已有许多专为女性提供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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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细心的你读到这里已经发现，最初创办这本杂志的时候，“芭莎”一直是以“Bazar”的形式出现。弗莱彻的本意大概是借鉴德语词汇中的“Bazar”。

创刊号的封面，当时的名字仍是《Harper's Bazar》

直到1929年，时任主编查尔斯•汉森•汤恩（Charles Hanson Towne）大胆地给杂志的名字加了一个额外的“a”，以反映英语中“Bazaar”的常用拼写。那一年11月，杂志正式更名为《Harper's BAZAAR》。从此以后的近百年间，这个小小的字母“a”，便如同针脚缝合起了东西方的时尚叙事。

更名后的首期《Harper's BAZAAR》

20世纪10-20年代的BAZAAR封面多是由一批新兴的欧洲前卫艺术视觉天才所创作的。法国最伟大的插画家之一乔治·巴比尔（George Barbier）为杂志注入新艺术运动的曲线，犹太裔俄罗斯画家莱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则将芭蕾舞的瑰丽色彩泼洒在纸面。

乔治·巴比尔为BAZAAR设计的封面

除却为BAZAAR绘制封面，巴比尔的工作主要是为巴黎一家名为Folies Bergère的歌舞剧院设计布景和服装，而巴克斯特自1908年起，便担任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场景画家以及舞台设计师——时尚与艺术的界限，早在百年前就已模糊。

莱昂·巴克斯特为BAZAAR设计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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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一次前往法国里维埃拉的旅途中，编辑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发现了一件注定改写时尚史的单品——比基尼。这“两块布料与一根细绳”所拼接成的泳衣，前不久刚刚面世，被弗里兰称为“自原子弹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她毫不犹豫地将比基尼套上模特的身躯，力排众议刊登上了BAZAAR当期的版面。

戴安娜·弗里兰在工作中

时任助理芭芭拉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编辑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盯着那片暴露的肌肤，仿佛看见伊甸园的禁果。面对“伤风败俗”的指责，弗里兰的回应如利刃出鞘：“你们这种保守只会让文明倒退一千年！”值得一提的是，这组照片刊登后，当期杂志销量暴增40%，比基尼从此成为了女性身体自主权的象征。

作为波普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美国艺术家。而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沃霍尔就在为BAZAAR创作广告画面。他所绘制的各色鞋履或是香水瓶，各种重复排列的图像与几何色块，已隐隐显露出波普艺术的雏形，让人联想起他标志性的作品《玛丽莲双联画》。彼时，这些现代感十足的创作，大部分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商业物品，直接影响了他对广告的热爱，并最终促成了他后来的成名之作。

1955年，摄影师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突发奇想，让超模Dovima身着Dior白裙与马戏团大象共舞。身材曼妙的模特与巨大的大象构成致命的张力，仿佛优雅与野性的永恒对峙，如此强烈的对比令人过目不忘。2010年，Dior以115万美元拍下了这张照片——艺术价值终将超越商业，而这也成为了史上最昂贵的时尚摄影之一。

还是这位摄影师。1958年，他为中葡混血模特柴纳·马查多（China Machado）拍摄了一组名为《China Doll》的硬照，并力推其登上《Harper's BAZAAR》的封面。然而，当时杂志高层以“非白人面孔会影响美国南部销量”为由强烈反对。阿维顿以辞职威胁，最终迫使他们妥协。于是，1959年2月，美国时尚杂志界迎来了首位登上杂志封面的非白种人模特。这一期封面不仅销量激增，更被评价为“石破天惊”的突破，推动了时尚界对多元审美的接纳。

中葡混血模特柴纳·马查多

时光流转，20世纪60-70年代以狂飙突进的姿态撕碎旧世界的帷幕——反战运动在街头炸裂，药物（或科技）解放女性身体，摇滚乐搅动人们灵魂。在这片不断解构传统的沃土上，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设计出了时装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的权力战袍——吸烟装（Le Smoking）。1967年，BAZAAR主编南希·怀特（Nancy White）用横跨8页篇幅的专题来展示穿西装、抽雪茄的女性形象，宣告性别界限的消融。尽管保守派抨击“女性穿男装是文明的倒退”，但怀特却坚持这是女性挣脱束缚、掌握自我的象征。

进入21世纪后，BAZAAR在推动多元文化叙事上越发大胆积极。2020年，萨米拉·纳斯尔（Samira Nasr）被任命为美国版《Harper's BAZAAR》的主编，成为杂志153年历史上首位非裔女性主编。彼时，“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正席卷全球，这一任命也被视为时尚行业推动种族平等的标志性事件。纳斯尔上任后，特意选择黑人艺术家艾德加·阿蒂斯（Adgar Cowans）掌镜首期封面。让所有肤色、种族与背景的人们都能在时尚史中看见自己，是BAZAAR百年来坚持的课题。也正如她所说，真正的风格源于对多样性的拥抱。

纳斯尔和她在Instagram上的分享

1956年，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为BAZAAR拍摄了一组头戴宽檐草帽的封面——摄影师依然是大名鼎鼎的理查德·阿维顿。

1953年赫本凭借《罗马假日》走红后，阿维顿便关注到了她，两人自此展开了极为密切、富于创造力的合作。他们的故事甚至被改编为电影《甜姐儿》，片中摄影师的原型即是阿维顿，赫本饰演的少女正是在他的指导下蜕变成为了时尚缪斯。更戏剧性的是，片中凯·汤普森（Kay Thompson）饰演的时尚女魔头，原型正是曾任BAZAAR主编的戴安娜·弗里兰——现实与虚构在此刻达成完美互文。

电影《甜姐儿》，1957

1990年，麦当娜身披高缇耶设计的金色锥形胸衣登上BAZAAR封面，一时间大众哗然，将“内衣外穿”推至舆论的中心。但BAZAAR坚持这不是情色，而是女性力量的盔甲。半个世纪前比基尼引发的争议，此刻完成了一次轮回——从“被观看的身体”到“自我赋权的武器”。

自传奇主编卡梅尔·斯诺（Carmel Snow）将艺术纳入BAZAAR的版图，BAZAAR便与艺术密不可分。2013年，时任英国版《Harper's BAZAAR》主编的贾斯汀·皮卡迪（Justine Picardie）策划并推进了杂志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的合作，在封面拍摄中融入了V&A珍藏的12套历史高定时装，例如温莎公爵夫人在1958年穿过的礼服——出自伊夫·圣罗兰为Dior设计的首个系列。

还邀请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为V&A创作霓虹灯装置作品，纪念大卫·鲍伊 （David Bowie）的展览及其10年来首张专辑的发行，以此打造特别版封面……在BAZAAR的创意重构下，博物馆馆藏蜕变为时尚叙事的新载体，历史在此刻被重新唤醒，换了一种方式呼吸。

如今回望，有关《Harper's BAZAAR》的冷知识远非猎奇逸事。这些片段不仅是时尚史的碎片，更是社会议题的缩影，折射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当我们谈论一条裙摆的宽度或一张封面的配色时，或许也在无意间触碰着性别、种族与权利的时代命题。

它们揭示了时尚的另一重本质——不仅是潮流的载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参与者，是对时代症结的回应，是对“美该如何定义”的持续追问。一本杂志的叛逆，可以是一张照片、一篇争议性文章，甚至一个字母的改动；正是这些细微的裂痕，让固化的观念逐渐松动。而衡量一本杂志价值的，除却它记录了多少华服，更在于它是否敢于用一根针线或笔尖，刺破每个时代最坚硬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