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入党申请书，落款是1990年。作为村里较早的党员之一，他总说：“党员就得像秤砣，才能压得住歪风。”这句话，成了我成长路上的指南针。
2003年夏，村里修灌溉渠的工程招标在即。某个闷热的傍晚，表叔拎着两瓶茅台敲开了我家院门。他把酒往茶几上放，脸上堆满热情的笑，对当时身为村支书的父亲说：“朱哥好久不见，听说村里最近要修水渠，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的工程项目给我？”父亲一言不语，径直盯着那两瓶酒，突然他抓起白瓷碗重重一磕，惊得窗外的龙眼树都抖落几片叶子。
“拿走！工程款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容不得半点歪心思。你再敢送东西过来，我就敢举报你！”父亲脖颈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吓得表叔抱起酒瓶夺门而逃。母亲望着摔裂的碗叹气:“好歹是亲戚……”父亲却摸出陪伴他二十年的英雄牌钢笔，在笔记本上重重写道:“公权姓公，一丝一毫不能私用！”
那年我十四岁，第一次读懂父亲钢笔尖渗进纸背的力道。
老家院子里有棵龙眼树，树下摆着磨得发亮的板凳。每逢周末，父亲总在这里开“家庭党课”。他掏出珍藏的旧党刊，用钢笔划着密密麻麻的批注：“当年修水电站，党员突击队七天七夜睡在工棚。”“救灾粮过手，一粒米都不能沾。”……
我考上公务员那年，父亲把钢笔郑重放进我手心。镀金的笔帽已斑驳，笔杆上“为人民服务”的刻痕却清晰如昨。“记住，心中的信仰比任何秤杆子都重。”他指着村委墙上“公生明，廉生威。”的标语，眼角的皱纹里凝着三十载风雨。
如今办案遇到难关，我总习惯性转动钢笔。金属外壳沁着岁月的凉，笔尖却始终温热——那是父亲用半辈子捂热的信仰，正在我手中续写新的刻度。（容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