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古蔺县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企业一线，摸排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问题线索，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图为近日，该县纪检监察干部到某企业了解情况。 郭帅 摄
福建省石狮市纪委监委严肃整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领导干部离职后违规从业、利用原职权或影响力谋利等违纪违法行为。图为近日，该市纪委监委干部就相关案件线索进行会商研判。 林志成 摄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要持续深化政商“旋转门”治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整治政商“旋转门”作为监督重点，时刻紧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挖彻查违纪违法问题，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
抓住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关键，对党员、干部离职或退（离）休后从业行为作出规范
案例表明，一扇政商“旋转门”，背后或多或少隐藏着权力与资本的不当勾连。2024年，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典型案例：扬州高新区原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某某，在担任相关职务期间，利用负责环评审批等职权便利，多次为一企业谋取利益。当该企业负责人提出支付“顾问费”时，张某某未予接受，而是与其约定“退二线后再议”。2021年6月，张某某退出领导岗位后，主动与该企业签订为期五年的所谓“环保咨询服务合同”，以“咨询费”名义收取此前约定的好处费。2024年7月，张某某受到开除公职处分；9月，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张某某的违纪违法行为，表面是利用自己长期从事生态环保工作形成的专业技术优势为企业服务，实际上是利用在职期间的权力为企业谋取利益，是权钱交易的延期兑现。”邗江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吴迪告诉记者，张某某走上腐败的道路，主观上是贪欲作祟、心存侥幸，客观上也反映出对其在职期间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存在漏洞，以及对其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的监管缺失。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原院长曹浩强案件，同样呈现出“期权化”的特征。在任期间，曹浩强利用职务便利为某医疗中心提供帮助，并与该中心负责人达成退休后获取回报的口头协议。2016年退休后，曹浩强进入该医疗中心担任院长，以“考核奖”名义收受好处费。2024年4月，曹浩强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9月，曹浩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曹浩强拉长权力变现的‘战线’，通过‘在位不收退休收’的方式，以退休后获聘取酬为掩护，企图使自己的受贿行为‘隐形’。”嘉兴市海盐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冯耕耘分析。
党员、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其原有的职权还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者发挥作用，必须受到约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单位的聘用，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对公职人员而言，陷入政商‘旋转门’往往意味着更严重的后果。”冯耕耘表示，“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踩在法律灰色地带，或是对隐蔽手段过于自信，更容易忽视纪法威慑；另一方面，这类利益输送通常与企业发展绑定，按收益比例、股价估值等方式计算金额，最终往往受贿数额巨大，后果更加严重。”
加大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释放利用公权力或影响力谋取私利均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强烈信号
然而，少数退休干部却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例如，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城管局原局长冯尧在任职期间，因工作关系结识承担辖区水环境治理的某科技公司老板王某。2017年4月，冯尧因病提前退休后，王某打电话主动邀请冯尧担任公司顾问一职。在未向组织报告、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冯尧入职该科技公司，在领取工资及年终奖的同时，还以其妹妹名义持有该公司股票。此外，冯尧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3年11月，冯尧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24年，冯尧因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之下，政商‘旋转门’呈现出表现形式更新、手段更为隐蔽等特点。”江苏省张家港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杨雪松告诉记者。例如，有的通过“第三方”间接关联，如以成立咨询公司、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关系协调等服务为名，实质进行权力变现；有的不直接入职，以担任“短期顾问”“讲座嘉宾”等名义获取高额报酬。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盛旖瑾看来，政商“旋转门”造成的严重危害之一是破坏营商环境。有政商“旋转门”背景的企业可以通过权力获得政策、资源、项目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直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规则，挤压其他企业的竞争生存空间。此外，政商“旋转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合法外衣”，官员利用任职时积累的“人情资源”转化为后期变现的“薪资报酬”，形成隐蔽的权钱交易链条。在资源富集的权力部门，更有可能引发“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
“如果对此不加遏制，不仅会败坏党员干部的形象，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还会助长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杨雪松表示。
党员干部离岗离职后，可以通过合规合法的方式发挥余热，为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但必须严格执行从业限制规定，避免利益冲突。“《条例》第一百零五条列出了具体的负面清单。”杨雪松表示，为更好堵住政商“旋转门”等漏洞，2023年修订的《条例》扩大了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适用主体的范围，由原来的“党员领导干部”扩展到全体党员干部，还扩大了离岗后禁止违规从业的范围，新增“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作为禁业范围，为精准执纪提供依据。
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利用公权力或影响力谋取私利，均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在盛旖瑾看来，规定通过限制退休干部在原业务范围内的从业活动，避免公权力的“余热”干扰市场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制度刚性约束，确保干部在任何阶段都不能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条例》作出相关规定，旨在进一步增强离岗离职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盛旖瑾同时表示，企业高薪聘请退休党员干部，常隐含利益捆绑诉求。“纪法规定为党员干部设置‘防火墙’，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保护，避免其陷入权钱交易陷阱。”
强化“全周期管理”理念，推进政商“旋转门”问题标本兼治
做实做细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从源头上治理政商“旋转门”现象，需紧握纪法标尺、贯通监督链条、深化标本兼治。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中，既注重查处案件，更着力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张某某案的审查调查终结后，扬州市邗江区纪委监委一方面督促区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制度建设，完善行政、财务以及业务管理方面的制度24项，特别是通过完善环评、第三方服务机构监管等加强行业约束；另一方面，在全区开展排查，对发现的疑似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信息逐一比对，并延伸开展挂职取酬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全区立案查处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5人、违规挂职取酬6人。
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全周期管理”理念。为斩断政商“旋转门”背后的利益链条，张家港市纪委监委完善制度规范，强化对离退休党员干部的监督，出台《退出领导岗位干部管理办法》并配套制定廉洁自律“负面清单”，重点防范利用影响力为管理服务对象牵线搭桥、站台说情，违规插手干预重大事项，未经报备私自兼职，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健身、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
聚焦退休干部监督管理，推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广东省东莞市纪委监委向离退休干部发放《离退休干部党员纪律告知书》，筑牢廉洁防线；惠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仲恺高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林某某“退而不休”问题后，向管委会发出提醒函，要求通过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等方式做实退休干部监督；韶关市纪委监委加强离职、退休党员干部从业去向跟踪，排查出23人违规兼职取酬，立案6人。
聚焦隐形变异问题，提升监督质效。针对查处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典型案件，海南省海口市纪委监委归纳总结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把表现形式、破解思路、证据标准等方面经验固化下来，对办案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对“影子股东”“专家顾问”等隐蔽形式的识别能力。
深化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扬州市邗江区根据张某某案件拍摄警示教育片，在全区开展警示教育，并重申《公职人员涉企行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有关规定，督促公职人员与企业“亲”“清”交往。张家港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老干部局，通过案例剖析、通报曝光、警示教育等形式，引导干部夯实清正廉洁思想根基。
从源头防范到过程监管，从制度约束到文化浸润，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将持续以“全周期管理”理念推动政商“旋转门”治理升级，斩断权力与资本的不当勾连，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和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记者 李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