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21年的婚姻中，黄丽娇一直生活在前夫拳头的阴影之下。这位45岁的农村妇女长期居住在隶属于三亚的一个小村庄。“当时生了孩子没法工作，全家都靠他养活。”她回忆道。而每一次家暴的导火索，几乎都与“钱”有关。
“大女儿刚上幼儿园要交学费，二女儿才出生，我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来。”谈及那段岁月，黄丽娇声音哽咽，“每次找他要钱，最后总是以我挨打收场。”
最令她刻骨铭心的一次，是被前夫掐住脖子按进牛粪堆，对方还穿着皮鞋不停踢打她。
尽管长期遭受暴力，黄丽娇却很少向人倾诉，也几乎不曾寻求外界帮助。“村里人都知道我们是‘打架夫妻’，连村干部都说，‘过日子哪有不打架的’。”
海南卓一律师事务所的楚h律师长期从事农村地区的法律援助服务。据她介绍，自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我国已建立起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告诫书和临时庇护救助等制度体系。
但这套体系在农村家暴治理中却面临着突出的落地难题――农村地区家暴行为的司法认定率较低。
家务事还是家暴？
楚h表示，在她三年的执业生涯中，只有一个农村家暴受害者获得了警察开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很多时候，警察出警之后，仅会出具《现场治安调解书》，但该调解书对于“家暴”的描述往往含糊不清。
这并非个案。根据2022年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该地区2022年以来受理的141件家暴警情中，发出告诫书47份，比例仅为33.33%。
正如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院长谢玲所指出的，在农村地区，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行为。这类暴力往往被当地村民视为“家务事”，不仅习以为常，甚至普遍缺乏干预意识。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介绍，农村女性遭受家暴报警之后，“警方常将其简单归类为‘家务事’处理，”她进一步解释，“甚至会对受害者进行变相劝导或施压，例如提醒‘一旦处罚可能影响子女未来的政审’。”
此外，农村地区的临时庇护救助体系也尚未有效落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庇护所普遍处于空白状态。张荆补充道，不少城市中有社会团体和公益机构推动庇护所建设，“但农村地区庇护所的经费来源，至今缺乏明确保障。”
普遍的沉默
谢玲认为，农村妇女对家庭暴力的长期容忍，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观念。“许多农村女性自幼目睹男性长辈实施家暴，从而将暴力行为正常化，甚至对自身遭遇也习以为常。”
黄丽娇的经历印证了这一观点：“我曾被打掉牙齿，但第二天挂个点滴就继续干活了。村里人都说，谁家过日子不吵架打架？”
谢玲指出，长期遭受家暴的妇女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逐渐发展为“受虐妇女综合征”，甚至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一旦家庭矛盾积聚，她们往往成为各类暴力行为的宣泄对象。
经济上的依赖是阻碍农村妇女逃离家暴的另一关键原因。楚h强调，经济不独立直接导致人格难以独立，使得女性在遭遇辱骂或殴打时缺乏离婚的底气。
“如果我当年离婚，连住处都没有。”黄丽娇坦言，她育有三个孩子，因为连续生育哺乳无法工作，完全依赖前夫经济支持，且作为外嫁媳妇无法独立获得村集体土地收益，“钱都直接分给前夫”。
农村社会对家暴的集体漠视，往往成为压垮农村妇女的另一根稻草。谢玲指出，一些地区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对家暴性质认知模糊，导致受暴妇女获得的社会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一些受害者娘家也常难以提供有效支持，黄丽娇的父母曾对她直言： “ 哪里轮得上我们去教女婿做事。”
法律层面对家暴认定同样面临现实障碍。张荆表示，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配套制度未能同步完善，直至2024年12月《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印发，才明确在公安机关认定是否可能存在家暴，从而需为受害人颁布告诫令的具体情形。
更深层的问题是，部分农村地区的基层民警仍将家暴视为家务纠纷，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困难。“签发《家暴告诫书》需完成送达和回访程序，间接增加了民警的工作量，客观上降低了执法积极性。”张荆补充道。
在司法实践中，家暴认定存在“证明标准高、证据收集难、认定尺度严”三大难题。
“法庭上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家暴受害者往往缺乏证据意识；其次，家暴具有隐蔽性特点，证据收集难度重重，”张荆指出，“法院还要求家暴必须‘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否则就不予认定为家暴。”
张荆专注婚姻家庭法律事务二十载，据她观察，传统观念与司法价值的“软冲突”使得法官面临此类案件时办案压力大，对案件的认定往往尤为谨慎，进一步加大了对家暴行为的法律追责难度。
找回自我
谢玲认为，农村反家暴工作的关键，在于帮助受暴妇女“找回自我”。
她强调：“应当为受害者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真正理解她们的处境、倾听她们的心声。只有建立起安全感与对法治的信任，让她们敢于正视自身需求，社会救助与保护机制才能有效运转。”
张荆同样认为，破解农村家暴问题必须突破观念上的壁垒。“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见才是问题的核心。”谢玲补充说，农村地区需进一步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宣传力度，从源头上遏制家暴的发生。她呼吁，未来应为农村受暴妇女构建支持性资源网络，使反家暴力量真正在乡村落地生根。
“农村女性实现经济独立的关键，在于土地权益的保障。”张荆点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土地权益涵盖宅基地和自留地，然而目前许多农村妇女在结婚后，会失去在娘家的土地分配权和遗产继承权。如果能够确保女性始终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她就有了退路和底气。”
张荆进一步建议，应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等困难群体，开发适合其实际情况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帮助妇女在家门口实现经济独立。
在法律层面，楚h介绍，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已全面落地。“即使是最偏远的村庄，也有法律顾问定期值班，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村委会公示，家暴受害者可在工作时间内免费咨询。”
然而，离婚程序复杂、周期长，令不少农村女性望而却步。对此，张荆表示：“多地法院已为涉家暴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
“加强基层民警的反家暴普法培训同样至关重要。”张荆指出，“我们在‘反家暴’的普法培训中发现，部分民警最初对家暴议题存在抵触，认为其可能影响家庭和谐。但通过专家从心理疏导、人权保障等角度进行系统讲解，民警的认识发生了明显转变。”
此外，张荆还建议在农村地区设立家暴受害者临时庇护所，“最好选址在村委会或派出所附近，甚至与办公场所一体化建设，这对施暴者能形成有力的心理震慑。”
2025年，黄丽娇在楚h的协助下与前夫离婚。“离婚后，我感觉生活轻松了很多，”她语气中透着释然，但随即话锋一转，“因为前夫不断骚扰，我不得不频繁报警，结果在邻里眼中成了‘最恶毒’的女人。”
张荆深知，对黄丽娇这样生活在乡村的女性而言，离婚并非终点。“大家只有真正转变观念，反家暴的法律措施才能落到实处，”她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杨瑞
审校：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