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老屋吱呀作响的木门，瓦缝间漏进几缕昏黄光柱，照亮了墙角静静伫立的红棉牌自行车——车胎干瘪，车铃锈迹斑斑，唯有车杠上的木棉花车标，在拂去积尘后，依旧闪烁着穿越时光的微光。
这辆自行车，是父亲教师生涯中的“第一件奢侈品”。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在偏远的板岭中学任教，凭着一本本写满批注的教案、无数个伏案深耕的深夜，获评县“先进教师”，得到了最珍贵的奖励——一个购买红棉自行车的指标。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这辆凭票购得的自行车，既是沉甸甸的荣誉勋章，更成了父亲践行教育初心的“铁马”。
从此，通往板岭中学的十几里崎岖土路，无论烈日炙烤得尘土飞扬，还是暴雨冲刷得泥泞不堪，都有这抹红棉的身影。它替父亲划破晨雾与晚霞，碾过尘土与泥泞，稳稳承载起乡村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对教育的坚守，陪伴父亲走过无数披星戴月的晨昏。
我仍记得初识它的模样。那时我刚比车座高出些许，踮脚抚摸冰冷的车杠，好奇地问：“爸，这花真好看，是什么花呀？”父亲将我抱起放在车座上，眼神明亮：“这是木棉花，英雄之花。红艳却不娇嫩，迎风雨而开。这车，就是咱们家的‘英雄’。”那一刻，父亲眼中的光与车标微光交相辉映，在我心里种下了“坚守”的种子。
最难忘那个暴雨如注的下午，父亲载我去家访生病的学生。半路乌云压顶，倾盆大雨倾泻而下。父亲用雨衣将我裹紧，反复叮嘱：“抱紧车架，别松手。”“雨太大了，咱们回家吧！”我带着哭腔央求。他回头时，雨水顺着额角淌下，声音却异常坚定：“那孩子落下不少功课，我得把笔记送给他。”
山路已成泥潭，车轮深陷难行。我们只好推车前行。父亲的裤腿糊满泥浆，胶鞋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声响。我紧紧抓着车后座，看着他佝偻着腰背奋力推车，雨水混着汗水滑落脸颊。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他心头更沉的牵挂，是孩子们上课的漏雨教室——建一座新教学楼，成了他最执着的执念。
建楼计划提上日程，预算表却如冰冷的墙。为凑资金，父亲发动师生上山砍柴换钱、去林场捡油茶果，每斤仅赚五分工钱。清晨山林里，露水打湿裤脚，父亲带着孩子们背着竹筐穿梭树丛，弯腰搜寻油茶果。傍晚归来时，竹筐虽被填得满满当当，换来的零钱在庞大预算面前依旧杯水车薪。
面对资金缺口，父亲骑着红棉去县城“化缘”。吵闹着要一同进县城的我坐在后座，屁股被颠得生疼，车铃在颠簸的山路上叮当作响，车座上的皮革早已磨出毛边，却依然稳稳托着父亲略显佝偻的腰背，像艘在风浪中颠簸却始终不沉的小船。我原本因颠簸而鼓胀的怨气，就这样被这辆吱呀作响却始终向前的自行车，连同父亲汗湿的衣襟，一寸寸熨平成了沉甸甸的敬意……那天，父亲辗转多个单位，把借到的五百块钱小心揣进贴身口袋，眉头终于舒展了几分。
教学楼开工后一个傍晚，父亲正给车链上油，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提着麦乳精上门：“潘校长，这车该换了，工程上的事好说。”父亲起身抓起掉漆车把一推，后轮呼呼空转：“车轱辘转得正，才能行得稳，人要是歪了，再新的车也骑不稳。”那人悻悻离去，父亲蹲下身继续上油，动作轻柔像在梳理战马鬃毛。
数月后，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竣工典礼上，父亲动情地说：“这栋楼，是师生砍的柴、捡的茶果换来的，是好心人的支持和全校的信念盖起来的！每一块砖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台下掌声雷动，老师们眼中闪烁着泪光。
如今，板岭中学早已焕然一新，父亲也已长眠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这辆红棉自行车完成了使命，静静伫立在老屋角落，但我知道，它承载的“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永不言弃”的精神，如同车标上的微光，永不褪色。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份家风更显珍贵。每当面临困境或诱惑时，我总能听见记忆中清脆的车铃声回响耳畔，时刻提醒我：“做人要像车轱辘，转得正，行得稳。”（都安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