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浪潮下，中国教育能否实现对海外教育的“弯道超车”？10年后的大学是什么样子，顶尖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当下及未来，大学生最重要的求生技能是什么？
AI对世界的重构，也按下了全球范围内教育界“洗牌”的加速键。
“10年、20年以后，究竟是港科大行，还是哈佛行？现在不可能有定论；但20年前，如果问港科大行还是MIT行？大家当然说是MIT行。因为过去我们在‘弯道超车’，现在超得差不多了，现在的港科大和它们在同一起点上。”在2025 GAIR主论坛的“重新定义教育：AI的颠覆与未来”圆桌对话中，与会嘉宾赵伟教授掷下如此豪言。
第八届GAIR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大会于2025年12月12日-13日在深圳召开，由GAIR研究院与雷峰网联合主办。
在这场将近40分钟的深度对谈中，三位从事计算机领域研究数十年的顶尖科学家，转变为高等教育主导者、参与者的身份角色，结合他们在海内外求学、任职、参与创办高校等经历，深入讨论了当下AI如何重构教育的话题。参与本次圆桌论坛的嘉宾有：
杨士强（主持人）：清华大学教授，CCF会士，鹏城实验室首任党委书记
赵伟：深圳理工大学教务长，澳门大学第八任校长
郭毅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嘉宾们各抒己见，既有对当下教育现状的轻松调侃，也不乏对AI热潮下“教育该走向何方”的冷思考。
杨士强教授结合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管理经验，笑称家长就是把学校当成“无限责任公司”：“学生进来了，毕不了业，是学校的责任；博士拿不到学位，家长认为是你没有尽到责任，你培养不出来。”
在清华期间，杨士强教授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学生才是世界一流？沿着姚期智先生的启迪——“什么时候清华毕业的博士能与美国一流大学的相较之，人家承认你的博士水平，你才是世界一流。”他提出了“三出两进出一流”的理念，并付诸于实践。
赵伟教授则对比了中外教育的差异性，谈及“大学淘汰率”。他认为高淘汰率并非坏事，重要的是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并坦言：“如果学生念了两年，他知道了深理工不适合我，我认为这是成功的，不是失败。”
郭毅可教授结合港科大的创业风气，在大会现场顺便打了个广告：“如果孩子考不好试，但非常有创造力，你可以想办法进港科大。虽然进来很难，但进来以后很‘爽’，我们有整套体系支持你创业。”他提到，港科大“不务正业”跑去创业的学生很多，这样的校风也使得这所学校更像一所未来的学校。
三位嘉宾形成了共识：ChatGPT、人工智能出现后，教育的自主性变得更强，更需要学生自主发现、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
而作为教育参与者，校长、老师如何扮演好引导、支持的“师者”角色，也尤为重要。郭毅可教授谈起港科大的“内卷”氛围，以及自己日常的“后方支援”工作：“我们学校的图书馆24小时开放，我作为首席副校长的任务，经常半夜两点钟拎着两筐巧克力发给不睡觉的学生。”
如果将AI对教育的重构放到历史进程中思考，会有什么新的视角？
在圆桌对谈中，赵伟教授抛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机构或机制可以历经几百年、上千年？”随后他给出了他的答案，“大概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庙宇、教堂，还有一个就是大学。”
大浪淘沙，在历史浪潮中屹立不倒的老牌大学，都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如果找出其中最好的学科，会是什么？“人工智能刚开始，还没成气候；计算机，还没排得上。”赵伟教授补充道，好大学、好学科的共同特征有两点，一个是数学，一个是母语语言能力学习。
大学的使命在于人文。赵伟教授认为，越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越是机器、技术强制的时代，人文越凸显重要性。“学生到大学，不应该只学科技，他要做一个真人、善人、美人。”
在随后的观众互动环节，现场依旧精彩不断、金句频出。
当被问及从小上着补习班、做习题上来的学生应该如何利用AI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时，郭毅可教授犀利指出：“今天做题也好，上补习班也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家长浪费了所有的钱，孩子浪费了宝贵的少年时光。”
赵伟教授补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校内减课堂教学、减刷题、减考试量，加上“体验”，让学生体验到科研的快乐，体验到人生的快乐，找到自己。“experiencing，这是AI不能代替的东西。”
关于让孩子少碰、不碰AI工具的讨论，郭毅可教授认为，阻挡孩子用AI的工具，是把孩子向时代拉倒车，绝对是错误的。
面对专门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远道而来、同样从事教育行业数十年的同仁发问“如何让孩子选择将来适合他的工作和生活？”三位嘉宾认为，不仅要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专长，还要找到自己的短板，同时就应该“避短”还是“补短”展开了激烈讨论，并形成共识：“短”很好，“短”反而造就了你与别人的不同，一个没有短板的人是很可怜的。
这一讨论也造就了本场圆桌的最后高潮，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以下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作了不改变原意的整理与编辑：
10年后港科大行，还是哈佛行？
杨士强（主持人）：因为咱们仨都是熟人，你们两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分别到了美国、英国念书、教书，做过校领导，回来之后又创办学校。以你们自己的切身体会，讲讲中国教育和海外教育有哪些优点、哪些不足以及应该改进的地方。赵校长，您资历深，从您这边开始。
杨士强教授
赵伟：其实这个问题被反复讨论过，所谓“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在AI时代下讨论，倒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现在的世界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至少在AI以及AI对教育的转型方面，不存在所谓的“弯道超车”。10年、20年以后，究竟是港科大行，还是哈佛行？现在不可能有定论；但20年前，如果问港科大行还是MIT行？大家当然说是MIT行。因为过去我们在“弯道超车”，现在超得差不多了，现在的港科大和它们在同一起点上，我认为现在的机会非常好。
今天的听众，有很多家长、老师以及政府官员，我想把话倒过来说。回国后，我感觉我们全国老百姓对我们教育的期望值过高。我们有些技术搞不出来，说是大学没教好，说是“钱学森之问”没回答好。比如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刚刚起步，但会有“为什么不搞快点？为什么没搞好？”的期待。教育很神奇，很重要，但社会的进步是整个社会的事，不能都放到学校，否则你的孩子太累，我们也累。
杨士强（主持人）：赵校长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在座的不管是家长，还是你将来做家长，还是做第三代家长，不要把教育太高的期望值都放在学校身上。
郭毅可：我很同意赵校长的话，现在不要把对大学的期望值看得太高。AI很大程度上是把教育巨大地民主化，现在传统教育的功能已经push到学生自主学习了。比如昨天，上海创智学院的人到我这儿来说，有一个高中生考了他们的博士生，考得非常好。一个高中生跳过了整个大学阶段，居然能进入国家的人工智能研究院，言下之意是他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你进哪个学校，这个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学应该怎么变化？回到杨教授刚刚问的问题，我是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回来的，帝国理工是所好学校。在英国，每个大学的教育都是不同的，牛津、剑桥和诺丁汉的教育不会一样，但是英国教育的体系对自主学习的强调是比较深的。我们在英国教书教得非常快，所以很多学生到英国不适应，老师讲得非常快，也没有什么习题，讲完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从这个意义来说，英国的教育体系与现在AI时代的吻合度是比较高的，老师不会讲那么细，课程也很少，没有那么多课。
昨天我还跟贾佳亚吃饭聊天说，我们的课太多了，弄那么多课干什么？很多的课都是重复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的改革非常重要，我们要给学生时间，我们要教导学生做的事情是能力的培养、实践性的培养。新工科教育方面，李泽湘教授推崇的教育，过去看太激进了，现在来看挺重要的。所有的知识，都可以从ChatGPT那里获得，要做的是寻找哪些知识、解决哪些问题，这是比较重要的。
讲到中国和西方的竞争，我很同意这个观点：现在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超车”和“不超车”。现在我们脑海里的障碍，老想“超车”，不去想别人超我们，而是老想超别人。任正非讲的道理很好，“我前面没车了，那就很难了，不知道该往哪走了”。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走什么道路。我们几百年的落后，给我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天天想超别人，老是去看我们领先了别人多少。“领先”是人家的话语体系，我们能否创造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别忘了，讲起“教育”这个词，世界上公认最伟大的教育学家是孔子。从这个意义来讲，教育是我们祖先的创造，是我们最伟大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教育应该怎么做，这才是重要的。
大学被形容成“无限责任公司”
杨士强（主持人）：刚刚两位校长讲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社会上对教育的期望值过高，这件事我也深有体会。我在学校工作五十几年，做过很多学校的各种岗位，有一件事，在中国的学校，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他们就认为学校应该把这个孩子培养出来。我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作时，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把我们形容成“无限责任公司”：学生进来了，毕不了业，是学校的责任；博士拿不到学位，家长认为是你没有尽到责任，你培养不出来。我深有体会。
海外的学校以及新建的港澳类学校有没有这些问题？你们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现在博士招生越来越多，学校的要求也越来越严，确实有一些同学根本不适合做博士，但家长让他念博士，他自己想拿那个学位，说实话他真不是那块料，把孩子逼疯了，家长也着急，根本没办法解决。
我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作这些年，海外很多评价机构把我们评在世界一流、前沿的地位。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学生才是世界一流？我问姚期智先生，姚先生说，什么时候清华毕业的博士能与美国一流大学的相较之，人家承认你的博士水平，你才是世界一流。后来沿着这个思路，我在学校提出“三出两进出一流”。
所谓“三出”，一是清华毕业的本科生能拿到美国学校的offer；二是博士毕业拿到美国教职；三是大陆的教师转到美国大学，还可以做教职。这三件事是“三出”，现在我们第一“出”做得很好，二“出”已经有了，现在第三“出”，我们的青年教师也还可以，有些到美国四大计算机系比较困难，但是到一般的计算机系还是可以的。所谓“两进”，就是最好的学生愿意来中国念书，最好的老师愿意来中国教书，这件事情我们还达不到。
关于家长的期望值过高这个事情，我们培养的博士之所以质量上不去，是因为没有淘汰制。在这个事情上，美国学校、英国学校，都是自然淘汰的，但是在中国学校就是不行。就家长期望值过高这个事情，二位有何高见？
赵伟：在美国，好的私立大学毕业率比较高。一般公立大学，校长在开学礼上会告诉同学，看看你左边，看看你右边，毕业典礼上有一个人是不在的，希望不是你。也就是说，美国公立大学四年的毕业率，60%～70%是很正常的。
杨士强（主持人）：博士还是本科？
赵伟：本科开始。博士的话，美国有一个资格考试，英国应该也差不多。资格考试，可以考两次，每次的及格率在50%，从概率上来讲，最多是75%，且不说最后的论文答辩能不能通过，首先要让学生找到自己，让他们思考学士、硕士、博士适不适合我。比如清华大学可能不适合我，这个专业可能不适合我，我走了，很正常，Bill Gates人家就从哈佛走了，这很好，要鼓励。我知道港科大也有很多学生是这样。千万不能把人生绑死在一条路上，非要念985，非要念清北，非要念博士，孩子累死，你也累死，政府也累死，对谁都不好。一定要让学生选择自己的道路。如果学生念了两年，他知道了深理工不适合我，我认为这是成功的，不是失败。
赵伟教授
杨士强（主持人）：让我们为赵校长这个观念鼓鼓掌。
郭毅可：港科大基本是美国制的学校，所以刚刚赵校长讲的基本就是我们。我们的淘汰率没那么高，但是我们有一个很不同的玩法：进去的时候不选专业，只选一个初专业，比如工学院、理学院。医学院不一样，另当别论。学生进来以后选院系，比如进了工学院你先学，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你可以选专业。这样来做，给学生一个过程，不要一开始就“死”掉。当然，如果你说一开始就想学人工智能，我们会给你一个专门的考试，但刚开始我们不鼓励这样。
港科大（广州）就更厉害了，当然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就是灵活度，你慢慢调整你想学什么，坏的方面就是追风，90%都选人工智能，那也不好，这里面要有一个balance。
港科大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格，就是当年大疆创业成功形成的风格。我们的孩子喜欢创业，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倒还真不是毕业只有去做教职的，我们有两千多家初创企业，贾佳亚待会儿会说，他就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学生创业，所以我们“不务正业”的学生很多，这样的学生我们很认同，这样的校风也使得这所学校更像一所未来的学校。
我也可以在这里给港科大做个广告，如果孩子考不好试，但非常有创造力，你可以想办法进港科大。虽然进来很难，但进来以后很“爽”，我们有整套体系支持你创业。我们的体系非常紧张和hurry，大家“内卷”得很厉害，我们学校的图书馆24小时开放，我作为首席副校长的任务，经常半夜两点钟拎着两筐巧克力发给不睡觉的学生。
家长对我们的要求很高。我们老说“教不严，师之惰”，没办法，这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脑海中。但现在我们有了ChatGPT、有了人工智能，教育的自主性很强，我们要鼓励学生、也要告诉老师，现在不光是我们了，还有ChatGPT，ChatGPT一点都不懒惰，小孩可以使用它。但我觉得教育就是这样，也不可能让家长们太relax，反正觉得教得不好都是我们的事，这也没办法。
计算机排不上大学“最好学科”
杨士强（主持人）：两位校长认为，哪些能力将成为2025年以后的大学生最重要的求生技能？十年后，大学是什么样子？两个问题，我们合成一个，在AI环境下，作为一所顶尖大学，2025年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毅可：关于求生技能，我觉得很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首先你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另外对于知识的获取和记忆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知识的能力；其次是人与机器的沟通，你要理解问题、理解机器的回答，与机器交流。
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所谓的创造力并不是完全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很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大公司聘用你，更在乎你独立创造公司。所谓的AI原生态公司，可能这个公司就三四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AI来制造想要的东西。贾佳亚在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课《怎样用AI开公司》，他把他的经验教给学生，这一点非常重要。30年以后、20年以后，没有那么多Employment，与其找个好公司，不如开个好公司，这个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AI使这个社会更独立、让组织架构发生变化，什么财务、人事都是机器做的事情，你只需要管好你的创造力就够了。像这种事情，明天就会到来。
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大学，最关键的就是培养人，包括两种，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我非常同意杨老师的“三出两进”，当然这个“进”和“出”，不一定是到美国。我认为大学竞争力的体现，最终的产品就是人。除此之外，要大学干什么？大学就是培养人的，如果这些人出来对社会有用，这个大学就是好大学。
郭毅可教授
赵伟：郭校长讲得很好，我补充一下。刚刚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说，一方面大家不要对大学付之过高，期望过重；另一方面，大家的确看到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很重要。我补充两个信息考考观众，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机构或机制可以历经几百年、上千年？
从人类的历史看，到现在为止，大概只有两个东西可以历经百年、千年，一个是庙宇、教堂，还有一个就是大学。当然，港科大刚刚成立几十年，我有一百万个理由相信，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之后港科大还在、港大还在、深理工还在。中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北大已经经过清朝、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所以大学是社会的不动点。当然，大学不仅仅是个知识库，更重要的是它创造知识、培养人。在这一点上，大学的确很重要。
世界上的好大学，尤其是老牌大学，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实话实说，港科大、深理工才几十年，真正的影响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咱们去看剑桥、牛津，包括郭老师去的帝国理工、斯坦福等老牌大学，或者把中国的清华、北大拎出来，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更具体一点，我们就看它的学科特征。如果每个大学找出来三四个最好的学科，这些学科的交集是什么？很不幸，告诉大家，还真没交集。人工智能刚开始，还没成气候；计算机，还没排得上，哈佛大学的计算机是“不行”的。好大学、好学科的共同特征有两点，一个是数学，一个是母语语言能力学习。刚才郭校长讲的我非常赞同，大学的使命就是它的几个关键词：真、善、美。越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越是机器、技术强制的时代，人文越凸显重要性。为什么我们在深理工办书院？学生到大学，不应该只学科技，他要做一个真人、善人、美人，这很关键。
阻挡孩子用AI是“历史倒车”
杨士强（主持人）：两位校长给了非常精辟的论述，现在我们留两个问题提问的时间。
Q1：非常感谢两位校长的分享，我是南方科技大学张进，我也特别同意两位校长所讲，学生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自己，包括选专业、选自己的道路。南科大的学生进来，跟港科大一样，不分专业，到第二年才任选专业。在我的理解里，我们要培养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认识自己，一个是认识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行的、改变世界。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AI和教育，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这件事情上，一方面国内有很多孩子是从小上着补习班、做习题上来的，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体验这个世界怎么运行；另一方面，随着AI的出现，大家又担心孩子会不会总是跟AI打交道，进入到虚拟世界，不会再跳出来认识世界。
所以我的问题是，院士和校长们怎么balance这个事情？AI怎么帮助孩子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张进教授
杨士强（主持人）：很好，很大的问题，郭校长先来，你们是校友。
郭毅可：我觉得现在处在变更期的孩子们，确实有点不幸，今天做题也好，上补习班也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家长浪费了所有的钱，孩子浪费了宝贵的少年时光，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可怜。所以我跟上海电视台商量，要拍部纪录片，叫《天真一代》，探讨怎样培养不一样的人。
AI怎么帮忙？AI可以帮大忙，至少你用AI在了解世界的时候，你问问题，它回答你，这跟你读书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改变了。用AI帮助你学习，主要的一点是回答问题，而不是灌输已有的知识，这已经是改变的第一步了。
赵伟：你说的问题的确存在，我们无法改变高考这个现实，至少我没法改变，深理工也没法改变，我们认同这个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校内减课堂教学、减刷题、减考试量，加上你刚刚说的关键词“体验”，通过体验，让他体验到科研的快乐，体验到人生的快乐，找到自己。experiencing，这是AI不能代替的东西。
Q2：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上中学的，有上小学的，我想很多家长跟我差不多，会让孩子少碰AI工具，甚至少碰电子类产品。对于这种年龄阶段的孩子，在AI工具的使用上，怎样做好balance、分配好时间和精力？
赵伟：我觉得你做得对，也不对。为了对付高考，你做得对，但郭校长也讲了，AI是和孩子伴生的，他迟早要用AI工具，就像你开车一样，不能说有了汽车，就不准天天跑着半马去上班，一定不会的。但是为了让孩子考上港科大、考上深理工，不让孩子用电子工具，我也认同。
郭毅可：我很同意赵校长的观点，我加一句，你肯定不对，没有对的地方。你应该要让孩子用AI的工具，但要让他好好用。比如AI出了一道题，你让孩子分析AI做题的思路，这才是对的。阻挡孩子用AI的工具，是把孩子向时代拉倒车，绝对是错误的，所以一定不要这样做。
杨士强（主持人）：我们再延长一个问题。
Q3：我是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专程过来的，昨晚很晚才到，我觉得来一趟很值得。我是两位孩子的母亲，我也在教育界工作了40年，我关注到一点，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长。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任务：不管是家长，还是教育界的同仁们，或者是现在的AI，怎么引导孩子走向适合他专长、喜欢、能够发展他的特点和特征的教育机制。请问两位校长，从现在开始到以后，如何让孩子选择将来适合他的工作和生活？
郭毅可：对孩子未来能力的发掘，不是“引导”，而是“发现”。你提供环境，不要去引导他，而要让孩子自己发现自己，这才是最好的。
赵伟：我认为正如郭校长所言。第一，如果你帮他找，“帮”是非常低阶的，所以要让他自己找。第二，他不仅要找到自己的专长，还要找到自己的短板。说实在，进了大学之后，他应该能认识到这个短板已经补不起来了，拼命把这个短板拉得一样齐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把他的专长搞到最长，搞到日本第一、全世界第一。
郭毅可：扬长避短，而不是扬长补短，不要“补”。“短”很好，“短”反而造就了你与别人的不同，一个没有短板的人是很可怜的。（全场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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