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宁德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总监，潘学兴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答客户和投资者关于公司减碳、环保的各种提问。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令他啼笑皆非的问题。
“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的客户问：如何能证明，你们产品里边的钴不是来自刚果？”他回忆道。
这位客户担心的是“冲突矿产”的问题。非洲的刚果(金)因存在严重的武装冲突和非法童工，被多国政府列作“冲突地区”，来自这里的矿产被称作“冲突矿产”。欧盟就规定，任何商品——从珠宝首饰到电动汽车——一旦包含冲突矿产，都要接受严格监管，以防助长暴力。
“问题是，磷酸铁锂电池里，压根就不含钴啊！”潘学兴说。
类似这样的问答，反映出国际供应链中的信息错位和信任挑战，也是潘学兴和他的ESG同行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功课。
过去十年，随着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成为财务指标以外对企业的又一套主流评价体系，大公司核心高管层中普遍增加了一个新职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或ESG负责人。潘学兴就是其中之一。
对内，CSO们负责锚定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ESG议题，比如降低碳排放、确保客户数据安全、提升员工福利等，并制定改进目标，比如与管理层薪酬挂钩的KPI。对外，他们要以一套完整且科学的数据与叙事，向客户、投资者、评级机构、股市监管者等各种利益相关方讲述公司采取了哪些行动来节能降碳、防范气候风险、承担社会责任。
ESG这张答卷若做得好，对企业的回报可以是多重的：更好的品牌声誉、更多的订单、更低的融资成本、更高的产品溢价。
去年9月，国际权威评级机构MSCI（明晟）将宁德时代的ESG评级从A上调至AA，成为细分赛道中的最高分。到年末，宁德时代是A股逾两百只ESG主题基金持仓市值最高的公司，占这些基金重仓股总市值的15%，远超其他标的。
今年5月，宁德时代赴港上市，创始人曾毓群将其描述为“全球零碳经济”重要时刻。此次发行创下三年来港股最高认购倍数，吸引到众多国际基石投资者，全球前三大ESG基金中的一家也打破惯例，同时持有宁德时代的A股与H股。
来自闽东的宁德时代是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头部企业，每三辆在世界各地道路上行驶的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装着它的电池。电池产品自带绿色属性，相比于化工、航空等传统“碳排大户”，宁德时代在ESG叙事上更有优势。挑战在于，仅仅产品“绿”还不够，在各国越来越严苛的环境监管下，它需要证明，每一块电池从上游的采矿，到中游的制造，再到下游的运输，每一个动作都足够“绿”。
对“绿”的要求，正在成为宁德时代等中国电池企业征战海外市场时频繁遭遇的非关税壁垒。比如在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欧盟《新电池法案》要求电池企业核算电池从原材料开采、生产、运输、使用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未来每一块出口至欧盟的电池都必须配备记录这些数据的“电池护照”。
作为应对，宁德时代搭建了“时代碳链”平台，实现了对电池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精细化监测和管理。2023年，宁德时代发布零碳战略，目标是2025年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2035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
而环境还只是ESG三个维度中的一个。宁德时代还要证明自己在尽力履行社会责任与治理责任，前者包括提升员工福利、促进周边社区的经济发展；后者包括内部反腐、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等议题。
对此，宁德时代又建立了名为“CREDIT”的监督工具，用环境保护、商业道德、劳工权益等多个维度审核和监督供应商，以降低整个供应链的违规风险。
在硬性指标之外，中国公司还面临不少软性障碍。
ESG是一套从欧美国家舶来的理念，围绕它的规则制定、评级体系也多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许多中国企业抱怨这套理念在落地中国时“水土不服”。比如，中国企业中加班很普遍，但弄不好就会被评级体系算成“强制劳动”；许多企业响应政府号召投入扶贫和乡村振兴，在西方评级体系中却往往不被量化和认可。
另一位多年服务中国矿业企业的资深ESG负责人认为，全球ESG标准在制造业的上中下游往往是割裂的。“现实情况是，标准都由下游（欧美国家）主导，处在中游的中国制造业面对各种合规要求，但又很难把压力继续往上游（矿产国家）传递，常常两头受气。”
尽管如此，这几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ESG评级还是在持续改善。2024年，MSCI 评估的758家中国公司中，AA与最高级AAA企业占比升至8.9%，而2020年时这一比例仅为1.4%。
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尤其是怀揣全球化抱负的中国企业——对ESG态度的转变，从最初为了合规或客户要求“不得不做”，到逐渐把ESG视作降本增效、增加员工满意度、跻身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手册”。
宁德时代正是这些努力的一个缩影。为了一窥这家公司的ESG工作究竟如何展开，我们最近深度对话其可持续发展总监潘学兴，请他聊了聊他的日常。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
《财富》中文版：在公司外部，你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利益相关者是谁？他们提出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潘学兴：主要是下游客户和投资者。他们会提减碳的要求、使用绿电的要求、ESG评级的要求、公开披露程度的要求等等。
我们有时开玩笑说，ESG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跟客户聊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提出某个需求，有时候这种需求可能包含了对上游的一种误解，比如那个磷铁电池根本不含钴的问题。
《财富》中文版：宁德时代的MSCI ESG评级去年上调至AA，是细分赛道中的最高分。你们是怎么去维护和改善评级的？
潘学兴：这次提升中，有大概有七八个点吧，是我们团队沟通下来的。比如说，G（治理）上有一个评分点，关于反腐败治理的内容，MSCI没抓取到我们的数据。我们通过官方邮箱去反馈，告诉他们我们ESG报告里的哪一条披露了，他们看到了，这个点就给分了。
再比如有个评分点关于质保金，我们的比例大约是“千五”，也就是每千元销售额预提5元用于质保，这个比例比其他公司稍微高了一点，可能被MSCI解读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不自信。但我们对质保金的实际使用率比友商低，我们通过沟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一点。
《财富》中文版：我们注意到，有些公司对过于详尽的ESG披露有顾虑？
潘学兴：有句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你把一个企业的整个碳排放结构给到我，我一看就知道它从哪开始降碳，大概的成本是多少。反过来，通过它的碳，我就可以反推出它的用电和能耗。所以不少企业对过于详尽的披露有顾虑。
《财富》中文版：外界对宁德时代如何开展ESG工作很好奇，能否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独特打法？
潘学兴：我们是慢慢摸索出一套打法的。简单说，就是把ESG工作分成维度、议题、指标、数据点这四个层级，再对指标进行拆解，然后看我的KPI怎么定。
在各个议题上，我们都会看行业的平均表现是什么样的。有些议题，我一定要在平均表现以上，甚至是领先全行业；有些议题，我们目前处于中等偏上，那可以通过一个改善项目想办法再提升一点；还有很少一些议题，我们披露的评价结果处于中等偏下，我们就把它做成专项，设置KPI，让各部门去推。比如，在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我们设置了专项管理工作，项目推动之后，评级分数就上去了。
《财富》中文版：目前国际主流的ESG评级机构都来自西方，许多中国企业在与它们打交道时会感觉到文化差异。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
潘学兴：文化差异的确是造成最终评价不一致的一个关键因素。比如说，很多中国企业在做的扶贫这件事，在国际评级体系中就很难被理解或量化。西方国家中压根就没有“扶贫”这个概念，他们更多采用“救济”这个说法，但我们不能简单把扶贫等同于救济。“救济”指的是给流浪汉们发放让他们能活下去的一些东西，但中国的扶贫或者乡村振兴讲的是赋能，是让你能够有持续的经济发展能力，两者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
《财富》中文版：宁德时代香港IPO募集的资金，绝大多数将投向你们在匈牙利的电池厂项目。匈牙利是欧盟国家，监管严格，两年前也传出过当地居民对这个项目的一些不满的声音。你会把在国内的ESG实践带过去吗？这对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有帮助吗？
潘学兴：三年前这个项目还在做前期尽调时，我们就参与进去了，现在匈牙利ESG子委员会已经建好，我们在中国的“灯塔工厂”的实践也会复制到那边。
在匈牙利，我们同事经常去参加市政听证会，去给当地民众解答一些东西，现在项目正常运营。这个项目是几十年来匈牙利获得的最大一笔投资，不论本地员工还是本地政府和经济都能从中获益。
《财富》中文版：今年年初有一家中国企业在巴西被曝光了对派遣过去的中国劳工缺乏保护的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会不会让你们在海外建厂时更加注意？
潘学兴：我们的做法很不同。在项目前期，我们的确也会派大量的中国工程师过去帮助建厂，因为当地人一开始都是不懂怎么造电池的，但厂子建好之后，中国工程师就撤了，整条产线就基本全是当地工人了。我们德国工厂的中国员工大概只占10%，未来还想往下降。我们的目标是，在匈牙利建厂，它就是一家欧洲公司，一家匈牙利公司。
《财富》中文版：宁德时代目标在今年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所有电池厂成为零碳工厂，这两个目标能完成吗？你们目标到2035年实现全产业链碳中和，最大挑战是什么？
潘学兴：核心运营碳中和、零碳工厂这两个目标，今年百分百能完成。
采矿、冶炼是全价值链碳中和道路上比较大的两个挑战。根据我们的计算，原材料的采集和加工——在进到我们厂子之前——就已经占到了我们全价值链碳排的90%。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锂矿，有了自己的冶炼厂，也在做采矿和冶炼的技术研发和工艺改善，承诺未来20年内推动宁德时代50%的新电池生产告别矿产开采。
《财富》中文版：欧盟最近推迟了《新电池法案》的执行。但假如按照现在的法案要求，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潘学兴：准备好了。但为什么欧盟一直在延期这个法案的执行？因为大部分供应链在中国，欧盟制定标准时缺乏数据依据。比方说，对电动汽车电池每千瓦时的碳足迹最高值，是定个80公斤还是50公斤？假如他定个80公斤，而行业水平是个100公斤，那这个产业可能就被限制发展甚至是被政策法规摧毁了。
这反映出，下游不太懂上游的实际产业构成，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和数据积累。但欧洲人还是比较理性的，慢慢地也在转向，不断地根据实际的业界反馈在修订。
《财富》中文版：包括锂电池在内的中国清洁能源产业不论在产能还是技术上，都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在游戏规则上似乎还是受制于人。如何能努力争取更多话语权？
潘学兴：我们非常尊重欧洲，他们的减碳理念确实走在前列。我们要不要去做欧洲市场？要，你就得按照他们的规则来。话语权是双方去讨论出来的一个东西。比如我们加入了全球电池联盟（Global Battery Alliance），是唯一进入董事会的中国企业，这带动了更多中国电池企业加入，给这个智囊组织提供了很多实践经验。
再比如，宁德时代今年3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与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共同宣布了一个“全球能源循环计划”。我们从欧洲先做起，计划与欧洲的车企合作，到明年时就能探讨出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电池循环标杆项目，这也能帮助我们加入与欧盟的探讨。
《财富》中文版：在一家中国企业做ESG工作这么多年，谈谈你的心得？
潘学兴：ESG理念起源于西方，与西方人对工业革命的反思有关，就是说他们享受了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红利，但有很长时间没有兼顾它给环境生态带来的灾难性伤害。而早在盛唐时期，白居易就说过“天育物有時，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意思是世间万事万物要用之有度。我最大的心得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唤醒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蕴含的可持续发展智慧。（*）
以“智能时代，智慧共生”为主题的2025年《财富》可持续发展峰会将于明日在福州举办。近300位来自全球工商界的可持续发展践行者、政策制定者与学术专家将汇聚一堂，就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全球经济低碳转型、中国企业如何参与ESG规则制定、跨国运营如何兼顾多元文化等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