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一篇关于外卖小哥困于系统的文章引发广泛讨论。五年后，“困在系统里”已超越具体职业困境，演变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现代生存隐喻，且系统的形态演变得更为复杂——从组织架构，从评价体系，到文化惯性，困住人们的，不只是算法。
但同时，一股“跳出系统”的暗流正在涌动，数字游民、一人公司、超级个体等新兴群体正试图以新的生存方式实现突围。技术的赋能，不仅让人才摆脱物理限制，还拓展了个人的价值边界，为跳出固化的系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他们摆脱了什么？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系统之外是否真有理想国？企业又该如何回应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治理挑战？在近期《财富》可持续发展峰会的一场对谈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老师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朱岩梅老师，从人文与管理的双重视角，探讨了“从困于系统到跳出系统”这一命题。
两位学者分别用“自由”和“流动”形容跳出系统的人群的普遍特征。但自由和流动并非人人可及。朱岩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资本：“创意产业、内容运营、程序设计等知识工作者更容易实现，因为他们只需要‘带着脑袋’工作。”
这揭示了数字游民现象背后的社会筛选机制——技术赋能看似创造了平等机会，但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语言能力等门槛实际上制造了新的壁垒。跳出系统，是技术带来的平权，亦是属于部分人的“特权”。
据 MBO Partners 预测，到2035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将突破10亿。然而另一数据却显示，大多数人持续该生活方式不超过三年。为何这种自由形态难以持久？
许纪霖以“围城”作喻：系统内的人渴望逃离，系统外的人却可能渴望回归。系统既是束缚，也提供安全感与归属；系统外虽有时间与空间的自主，却需独自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与社会保障的缺失。
“[跳出系统后]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许纪霖说。
他将这一选择置于更广阔的文明演进中审视。他指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自由，甚至天下没有免费的文明。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是一个从自由流动转向依附于土地的过程；工业革命用机器解放体力，却将人禁锢在流水线上；如今的AI革命正在解放脑力，但同样会带来新的依附形式。
“他们是跳出系统的人吗？显然是。但是他们又依附于一个更大的系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许纪霖说。
朱岩梅则从心理层面指出，系统内形成的“外部计分卡”——依靠职位、收入等外部指标定义自我——在系统外将逐渐失效。若未能建立稳固的“内部计分卡”，个体将陷入意义感缺失与社会连接断裂的困境，最终可能选择回归系统。
尽管前路并不平坦，两位学者均认为，数字游民为代表的“系统跳出者”将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企业必须早于同行拥抱这一变化。
朱岩梅提醒企业，面对知识工作者，组织需从“控制时间”转向“激发创造”，给予充分尊重与归属感。更实际的是，灵活的雇佣方式有助于企业降本增效，从而为系统外人才提供更多资源支持，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她进一步指出，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但配套支持仍显不足——住宿、教育、医疗等体系的协同建设，才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在技术加速演进的时代，系统与个体的张力将持续存在。我们迎来的或许不是系统的消亡，而是其形态的进化：从束缚转向赋能，从控制走向协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在自由与安全、独立与连接、创新与稳定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跳出系统的人”目前的探索或许不尽完美，但有勇气首先“跳出”的人永远是值得仰望的，“特立独行的跳出者，往往是改变世界的人。”朱岩梅说。（*）